● 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看待社会生活，社群行为是摸索出来的，而非规制出来的，其中的关键在于互动和联结。
● 人类进化的永恒三角：饮食调整；社会协作；翔实的环境知识。
● 个体利用物质、感官体验和化学奖赏塑造了自己的社会生活。
● 社群规模增大的主要好处：1．安全；2．安心。
任何研究课题最困难的部分就在于验证思想，但这也是最为有趣的部分。考古学家将会接手本章的叙事，并用确凿的证据来验证各种思想。我们发掘古物是为了回答问题，而非为了寻获古物本身。若非如此，我们就不应该称自己为考古学家。如果我们心中并不清楚自己将会发现什么，或者期望发现什么，以及这些发现将会如何揭示人类的故事，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在地面上落下铲子，开始发掘工作。地面上会有种种线索指引我们在何处发掘：使用过的燧石、动物的骨骼以及早前的发掘工作（比现代的发掘工作更深入也更迅速）。但即便如此，考古学家的黄金法则仍旧是“期待未曾预见之事”。
当年轻的研究员约翰·高莱特在肯尼亚的切苏旺加遗址（Chesowanja）展开发掘工作时，他其实是在寻找石器制品。但他却发现了最早期的用火遗迹。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弗洛瑞斯岛（Flores）的梁布亚（LiangBua）洞穴，澳大利亚考古学家迈克·莫尔德（Mike Morwood）挖掘出了一具小型的人类骨架化石——这个所谓的霍比特人，改写了有关人类多样性的教材。你可以想象这其中的惊喜。
但是，考古学家知道，有些事物是他们永远都不会发现的。它们便是有关友谊、亲情以及第五阶意向性的化石证据。因为根本没有哪个石制工具会明确地写明“她是我的朋友”，一块烧焦了的动物骨骼也不能让我们重构一些精确的社会推理，例如“他烹调一份牛排，是想要她相信他爱她”。在一次挖掘工作中，即使找到了一座雕琢过的象牙雕像，你也并不能大声宣称：“他们现在有语言了！”同样地，从德国洞穴遗址盖森克罗斯特勒挖掘出最古老的鸟骨长笛，并不意味着我们寻获了4万年前音乐起源的时刻。
面对这些挑战，考古学家通常会持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将一切社会行为视为有关世界运转的推测、想象和模型，它们不能用考古学的证据来证实。持有这种观念的考古学家会退回到他们的舒适区，讲述自己发现的燧石，完善年代史以便对重大事件进行重新组织，专注于生存的基本要素——捕食对象是什么，如何将其捕获，以及为什么选择这种食物。
第二种态度是接受科学研究的艰难部分，正如我们在露西课题中所做的那样，并认识到，如果考古学家想要在人类的进化故事中拥有话语权，那么就必须找到方法来验证现代灵长目动物和人类研究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思想。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脑理论。我们在本章中所面对的挑战，是寻找方法深入社会脑学说，并使得采用考古资料来验证这一学说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