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思维：让你更好地理解他人
虽然“共情”之论据没有像“真实”之论据一样有着深远的渊源，但一直有人推断说，学习自由技艺能够增加一个人理解他人和与他人产生共情的能力。关于这一想法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给出了最有说服力的概括，她说：“文学是为了表明其他人是真实存在的。”[1] 历史和我们自己的观察说明，人类不是特别擅长相信他人和自己一样，有着完整的或复杂的或充分展现人性弱点的内心世界。一旦我们发现他人和我们意见不一致，或者与我们期望的做法不同，我们就开始相信，那个人一定很愚蠢，或者没有远大志向，或者有很多缺点，甚至是个坏人（除非他们与我们意见相同，做法一致）。文学与艺术有助于我们克服这一倾向，让人们凭借想象力去体会他人的情感与思想，看到他人的真实想法，这样有助于在我们和他人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文学与艺术的力量长久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认可。据说，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会见《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哈丽叶特·比切·斯托时，曾说：“你就是写了那本创造了这场伟大战争的书的小女人！”[2] 虽然斯托的书从未刻意为战争而辩护，但林肯承认，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所引发的对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的共情让人们相信，奴隶制太邪恶，因此不能允许其在美国继续存在下去。斯托做到这一点，并没有通过在作品中反对战争或者做任何有逻辑的论述，而是通过以某种方式来描绘人物，让读者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并因此从情感上承认奴隶也和美国自由的白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内心生活。[3] 正是因为这种共情，人们才愿意为了结束奴隶制做出伟大的牺牲。
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向我们展示了精神上有严重疾病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有助于我们理解比奴隶和自由人的想法还要与众不同的视角。还有些文学作品能够拓展我们共情的范围，超越人类之情感，让我们感觉自己似乎与智能机器人、外星人甚至动物有着相同的体验，并且能够理解它们的观点。理查德·亚当斯的《兔子共和国》让读者深切地关注兔子们的生活，文学的力量甚至能够让鼹鼠的遭遇感人至深。[4] 文学作品与艺术有着强大的力量，能够让读者和统治者凭借想象体会老弱病残、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和绝望的人们的感受。也许，这样的领导者相对于那些没有体验过这类情感联系的领导者，更可能成为善良的、乐于助人且有仁爱之心的人，因为他们能够把对情感的直觉力以及逻辑推理运用到决策上。
然而，这一论点还有些重要的问题。首先，即便我们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即文学、音乐和艺术能够使领导者更具有同理心，我们还是不能证明这样的共情肯定能促成更好的决策。充满想象的作品在某些方面影响力之巨大，甚至能够掌控我们的情感。我们很容易发现，艺术、文学和音乐虽然能够促使我们与某些主人公产生共情，但也能够滋生对他人的仇恨与蔑视。当这些情感从文本中抽离出来，进入真实世界时，就会产生消极作用。例如，电影《勇敢的心》就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似乎在重新激起苏格兰人对英格兰的敌意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导致南斯拉夫解体的军事冲突的一个促因就是科索沃在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塞尔维亚文学文化中的“画眉之域”（科索沃盆地 ）战役。所以，文学与艺术能够激发更多的共情，进而产生有益的结果，这一点在最开始看来显而易见，但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结局都是好的。甚至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文学和艺术也会让人们对邪恶产生共情，因此以一种不可见的方式削弱了社会秩序。例如，电影《死囚漫步》就让观众给予了将被处以极刑的杀人犯比受害者更多的共情，因为受害者已经不在人世，无法激起人们的同情心。这部电影感人至深，许多观众由此重新思考死刑是否道德。[5] 这样的共情是否完全正确，我们很难知晓，因为这种情感可能促使我们更加珍重杀人者的生命，而不是惋惜被杀害的无辜生命。或许，有些情境下过多的共情和没有共情一样不值得提倡。
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在小说《走狗》中创造了这样一个情景，小说情节是这样展开的，人们寻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色情的影片，这部影片是苏联和美国的军队进攻柏林时在希特勒的地堡中拍摄的。这部想象中的影片最终在小说中揭开了面纱，读者惊讶无比地看到，其中没有任何性行为。相反，录像中显示了阿道夫·希特勒模仿查理扮演他自己的滑稽样子，使出浑身解数为受到惊吓的孩子们打气。录像中希特勒所做出的仁爱之举说明了他既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同时还是一个自嘲谦逊的人，这一点对于小说中看了这个片子的那些人和我们这些读小说的人来说都是极具震撼性的。人们发自内心地厌恶这样的想法——一个背负着数以百万计性命的魔鬼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举动！我们也许从理智上知道，历史上最大的恶人在真实生活中的样子要比人们对他们的臆断复杂得多，然而除非是艺术的力量驱使我们，否则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会避免这个想法波及我们的情感。要论证受到触动进而对恶魔产生共情可能是件好事也不是不可能，且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没有经过审慎核查的假设和本 能的判断，[6] 然而我们已经被德里罗完全驾驭的直觉告诉我们对希特勒的共情好像是错的。我们非常理性，因此害怕自己的情绪被掌控，进而从共情发展到接受甚至支持邪恶之人的地步，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法能够遏制这样一种影响力，因此文学和艺术只有把我们引领上正道才是题之要义。
这里，“真实”之论据可以作为这个问题可能的解决途径。如果学习自由技艺确实能够把我们引领向真理，那么我们就应该能用那些知识来决定在既定情境中自己是否应该产生共情之心。比如，如果确实存在希特勒安抚受到惊吓的孩子们的录影，我们仍然可以用逻辑进行推理，一个小的善举不可能弥补杀害数百万人的兽行，所以虽然我们也许感觉到自己动了恻隐之心，但还能用理智抵制这样的情绪。共情之心泛滥造成的潜在负面结果由此会被专业的文学文化修养所抵消。事实上，即便不接受“真实”之论据，也不接受“共情”之论据，我们仍可以认识到学习自由技艺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主动地去感知文学艺术能够掌控我们情感的各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同时运用逻辑与修辞从理智和情感上赏析艺术作品。总而言之，如果接触文学、艺术和音乐能够让我们产生更多的共情是显而易见的好事，那么我们只要多多研读文学、多多观赏艺术、多多聆听音乐就万无一失了。然而， 因为过多的共情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所以我们需要接受正规自由技艺教育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