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几讲中所讲的，“生命的地位”是一个当下的哲学与科学问题，更是所有体系化思想（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哲学）的交汇点。我们尚不能确定生命的真正意义。我们理解生命时，也应理解它在世界中的地位。然而，生命的本质和地位同样令人困惑。
毕竟，我们之前脱离生命来谈自然，得到的结论也差不多。我们只剩下了一种没有主动性的活动。这样来看，这种活动并没有揭示其自身连贯的基础是什么，只有一种连续相继的公式，但缺乏为这种公式提供理由的可理解的因果关系。当然，使自己完全满足于一种对终极问题非理性的状态总是可能的。流行的实证主义哲学就是如此。
这种实证主义的弱点是我们全盘接受了在现阶段文明中所获得的孤立的、碎片化的解释方法。假定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是睿智的实证主义者，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探究理由，所观察到的就只会是纯粹事实。发展没有了必要，他们不会探究掩藏于直接观察之下的理由，文明也不会发展。我们详细观察世界的种种能力就会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因为原因的特性就在于，由它产生的结果所历经的智力发展会超出之前观察到的结果。观察的扩大要基于对合理联系的某种模糊理解。例如，对于花卉上昆虫的观察暗示着昆虫和花的本性之间有某种协调，从而产生大量观察，于是发展出了一整个学科分支。但一个坚定的实证主义者势必满足于观察到的事实，即昆虫会采花。这是一个迷人的、简单的事实。按照实证主义者的理论，不需要进一步探究了。现在，科学界受到了糊涂的实证主义的激烈攻击。实证主义对它自己的学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关于自然界中生命的整个理论都受到了这种实证主义的毒害。有人告诉我们，物理学和化学公式中存在常规，而在自然界的过程中也是如此。
这种话之所以有说服力，源于欧洲思想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精神自然二元论。在近代发端之际，笛卡尔明确表述了这种二元论。在他看来，具有空间关系的物质实体以及精神实体都是存在的。精神实体外在于物质实体。任何一种实体都不需要另外一种来完善其本质。两者之间未加解释的相互关系对各自的存在是多余的。事实上，这种用精神和物质来表述问题的方法是失败的，因为它忽略了较低等的生命形式，如植物和低等动物。这些形式的顶点是人类的精神，而底部则是无机界。
自然界和生命的泾渭分明损害了所有随后发展起来的哲学。在大多数近代思想派别中，哪怕有些人抛弃了两种实在并存的立场，二者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融合。在某些派别来看，自然界仅是纯粹的表象，而精神是唯一的实在。在另一些派别看来，物质自然界是唯一实在，而精神是从物质派生出来的。在此，“纯粹表象”和“派生现象”显然表明两者对于理解事物的终极性质无关紧要。
我主张：只有将物质自然界和生命融合在一起，作为“真正实在的”（really real）合成体中的根本要素时，我们才能理解两者；而这些事物的相互联系以及各自的特征构成了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