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环境相连，但想要思考就需要忽视环境。因此，当回忆某一事物时，我们通常会凝视空无一物的天空，或者避免盯着眼前的场景。同样地，试图预测未来并为之做出计划是一种想象行为，需要从当下抽离出来。亚瑟·M.格兰伯格（Arthur M. Glenberg）在《行为科学与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他用进化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思考使人感到费力。
抑制环境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忽略了环境特征在通常情况下具有控制作用。“你的努力就是一个警报信号：你要小心，你没有专注于你的行动！”某些行为可以用这种说法解释。格兰伯格观察发现：“在解决一个智力难题时（这个难题需要抑制环境），我们放慢了步调以避免伤害。”12
他继续给出了完整的建议：“自传式的记忆是从对环境的抑制中产生的。”儿童两三岁时，会发展语言能力，学习通过叙述来梳理和回忆自己的经历，由此开始形成连贯的自我观念。这需要抑制环境输入，使儿童能够控制自己的所思所想。相反，语言使用能力也为抑制环境、掌控回忆过程提供了支持。
虽然其他动物也一定有记忆和学习能力，但人类是唯一可以不靠环境提示而自觉进行回忆的物种。13但我们也只有在环境不对我们的注意力提出紧迫要求的情况下才能做到。正是在这些时候，我们试图追溯过去，在我们的经历中找到（或施加）连贯性。如果我们目前因文化或技术创伤影响了抑制环境输入的能力，那就有一个大问题：这种人类特有的找寻连贯性的行为会因此而岌岌可危吗？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抑制环境的能力相较于之前会处在更大的压力之下。这种压力在成年人身上可能尤为明显，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注意力格局，现在却发现注意力被更为精心设计的东西所侵占。人们普遍认为，年轻人会感到舒服得多。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为了舒适而选择舒适。
换言之，对人类繁荣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是否处于危险当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如何理解“理性主体”。我将简单阐述两种不同的立场。
第一种立场，人类讲述故事、寻求连贯的自我，其实是说人类做事是事出有因的。我们通过语言将这些原因提供给他人（和自己）。这就是理性主体的做法，不是像台球一样靠撞击的力量前进，也不是像动物一样完全居于环境之中。我们有独特的属性，想要证明自己，并且建构叙述来表达思考，因而使行动看起来是一个值得的选择。这种叙述常常是自我服务和自我欺骗的。虽然我们可能不善于此，但确实，正如哲学家塔尔博特·布鲁尔（Talbot Brewer）所言，我们在不断努力“使我们和我们的合理欲望向自己表述清楚”。
如果格兰伯格对记忆和环境抑制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自我表达的叙述行为和忽略事物的能力是同时出现和发展的。而且，因为自我表达是我们从未完成的事情，忽略事物的能力将有重要意义，对于一生中塑造和保持自己的理性主体空间，抵抗环境刺激的流动变换，都是如此。当我们的注意力通过广泛的高度满足需求的刺激被机械化挪用时，会发生什么？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岌岌可危的似乎就是实现连贯自我可能性的条件。
第二种立场，或另一组立场，会对这种忧虑有所不解，因为它们认为理性主体不过是一种幻觉。在一些人类科学的分支中，这种立场显而易见。行为经济学意识到心理学的重要性，结合心理学发现，我们行动的理由常常是我们自己不解的，不能用理性来审查。任何一次我们解释理由，都更像是事后我们告诉自己用的，所以试图用这来理解人类行为是离题的。这个学科研究的主题是行为，并赋予行为独特的人类特性，而非研究伴随该行为的自我理解。
神经伦理学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论点：自由意志不过是幻觉。我们在做重大决定前会深思熟虑，然而这只是我们大脑所产生的电波，其效果只是造成我们无法清楚地认识到早在我们有意识以前就已经做出了决定。据说，这种电波是为了服务于某些我们还未发现的进化功能。但神经伦理学家认为，很遗憾，这也产生了形而上学的对于思维存在的迷信。14
就这个观点，我们不应投入太多时间来区别台球和人类，也没有理由去警示我们注意力环境的改变，因为这加起来也不过是一系列影响人脑感官输入的改变之一而已。我们珍惜自我“连贯”，而这恰恰是在成长过程中应该抛弃的迷思。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个坚定的神经伦理学家正在调查我所描述过的机场情景，看了以后感到颇为满意：也许一个能充分提供刺激的环境就不会使我们沉浸在说理之中。人们会通过说理这种古怪的行为认定自己具有某种特殊性。
我们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吗？一是痛骂反精神，二是警惕理性主体确实存在。正如我所说的，理性主义立场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精神，即太过刻意和个体化。那些曾经投入于检视人生的人，几乎不会有意识地努力“向自己表达他自己和他的合理欲望”。但剩下的人会站在机动车辆管理局那一边吗？毕竟，这听起来不像是日常事务，更像中年危机。
还有一种思考的角度。如果生活的连贯性在某个重要方面具有一种文化功能，那会怎样？如果我们和同伴们都处在塑造生活的规范和习惯中，那又会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就相当重要了。也就是说，环境相当重要，如果我们一方面采用内在的、充分表达的理性主体模式，另一方面赞同反精神的、以大脑为中心的观点，那么环境就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