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公共区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机场里候机一小时，逃不开喋喋不休的电视节目。电视机的声音或许可以关掉，但如果电视机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我们就不可能不去看它的画面。想要将新事物引入某人的视野范围，就需要认知心理学家所说的定向回应（orienting response）。这是捕食者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进化适应，即动物会将脸和眼睛转向新事物。电视机上每秒都有新事物，屏幕上的图像一出现，就对我们提出了要求。比如，图像出现的同时我们很难重复一段本已记住的对话。那些在候机厅里的人不管原来在想什么，都会一致地做出另一种反应：与一群猕猴几乎同时转向一条刚出现的巨蟒不同，疲惫的旅客们会非自愿地瞥一眼屏幕上出现的内容。

在类似的这些地方，人们盯着手机或翻看小说，有时候就是为了屏蔽这些设备传送到耳朵里的声音。毕竟，在个人体验中是可以达到多重世界的。在注意力技术的战争中，我们丧失了社交所需的公共空间。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写道：“星期六晚上，走在第三大道上，我感到孤立无依。时髦的年轻人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机，就像在专注地检查一颗蛀牙……我走在人行道上，真正想要的是人们能够看见我，我也能看见他们……”

如果在某个公共空间中，人们并非自我封闭，我们的思想以更高阶的方式存在于别处，而非身体之内，那么，人与人之间自然相遇的概率将大大提升。即便我们不与他人交谈，我们也和他人共同经历了沉默，我们的注意力没有被束缚，可以自然地落在对方身上，一直持续或离开，因为我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注意力。成为某人沉默的对象和被他们忽视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以沉默的方式，我们也切身体验过与他人相通的经历。这种相通总是模糊不清的，因为通过解读，通常会产生一系列想象。这使得城市充满了刺激和兴奋感。

心理学家指出，注意力可以分为目标驱动和刺激驱动，也可以根据是否服务于自身意愿进行分类。在一辆嘈杂的校车上，一位老师正在清点人数。这首先需要的是“执行注意力”，是由目标驱动的。如果窗外突然有一声巨响，此时我的注意力就是由刺激驱动的。我不一定会去窗边查看，但它已经无意识地占据了我的注意力。

定向回应也需要执行注意力的配合。如果我们要抗拒它，抗拒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就机场这个例子而言，我们可以简单地换个座位，将目光从屏幕上移开。但是未被商业入侵的视野范围似乎越来越小了，吸引注意力的技术前所未有地完全渗透到公共空间中。它利用了定向回应，引导注意力和大脑相互分离，将注意力引向经制造加工而成的信息，其内容是由能够借此得到物质利益的私人团体来远程操控的。这里我不是在谈什么阴谋，情况就是这样发展的。

我们通过机场安检的时候，政府出于公共利益会对我们的注意力提出要求。政府最初创立安检流程的目的是保护公共安全，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最近几年，我发现在远没到安检的地方就要小心定向回应了，因为过安检时放置物品的灰色筐底都印好了广告。比如，扇形陈列的欧莱雅各个色号的唇膏广告图片，在视觉上会造成错乱感，使人很容易落下一个手指大小的U盘。

进入安检之前，我已经处在起飞前的轻度恐慌之中，怕忘记起飞时间，怕登机口会改变，对出行时其他任何突发事件都会密切关注，更不必说我还要担心几个小时后和陌生人洽谈的细节。我的大脑已经超负荷了。而此时，我的警觉性负担又加重了，唯恐丢失我存在U盘里的幻灯片。我感到这是一场我和欧莱雅之间的直接冲突。

交通安全管理局也莫名地站在欧莱雅那边。谁决定要用花里胡哨的广告来装饰安检筐的？答案当然是“没有人”，“没有人”能代替公众做决定。某个人提出了建议，“没有人”似乎做出了唯一合理的回应：既然存在“低效”利用的空间，那为何不用来“告知”公众一些信息，创造一些“机会”。提出这个想法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公众也是这样想的，而全然不顾公众的即时体验。我们的不满终究徒劳无用，然后渐渐消散，因为没有公众话语来澄清这一点，而且我们反而会反思：我为什么要生气？所以，是时候来改变这种应对方式了。

在主流的心理学研究中，注意力被视为一种资源，每个人的注意力都是固定的。但我们却不曾想过要以个人名义捍卫自己的注意力资源。目前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学科来专门研究注意力资源，这个学科应该考虑到现代认知环境的特殊侵犯。对此，我想提出“注意力公共区”（attentional commons）的概念。

有一些资源是我们共有的，比如我们呼吸的空气和饮用的水。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但正是因为这些资源得以广泛利用，我们才能做其他的每一件事情。我认为安静就是这样一种资源。更准确地说，我们习以为常的珍贵资源是不需要进行处理的，如同清洁的空气使得呼吸顺畅。从更广义的层面来看，安静使人得以思考。在有熟人陪伴或向偶遇的陌生人敞开心扉的情况下，我们会心甘情愿地卸下防备。但是以机械化的方式来处理和应对，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

我们从未探讨过安静这种资源的好处。它不像国内生产总值（GDP），无法用计量经济的工具来丈量，但安静一定对创造和革新有益。在社会统计的数据中没有将安静明确标示出来，但是人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安静。

如果清洁的空气和水不再触手可及，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此我们才制定法律规范来保护这些公共资源。我们知道它们重要且脆弱。我们也知道，如若没有健全的规范，空气与水将会落入部分人的手中，而使其他人无法使用。这并非出于恶意或无心，而是因为这样能够创造经济利益。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财富从普通大众转移到了私人团体手中。

早期的一些国家没有任何公共利益的概念，也没有建立良好的智力基础来保护诸如清洁空气和水之类的共享资源，这些国家的公民都生活在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现在，我们虽然生活在由法律规范来保护公共资源的社会中，但就注意力资源而言，我们与早期那些国家的发展类似，因为我们还未将注意力真正视作一种资源，因此没有人要去保护它。⁴

我们是否已经认识到，安静已成为奢侈品？在戴高乐机场的商务舱休息室里，你偶尔可以听到汤匙敲击瓷器的声音，但是墙上没有广告，电视机里也没有。比起其他任何空间，这里更加令人由衷地感到奢侈。进入自动封闭门后，门呼的一声在你身后关上。你的感受像从毛料摸到了缎面一般。你眉眼舒展，颈部肌肉放松，20分钟后就疲惫感全无了。麻烦解决了。

然而，在休息室外面充斥着机场噪声。注意力被套现了，你若想要回注意力，就必须付费进休息室。

随着公共区域被挪用，一种解决办法是，有条件的人离开公共区域，去商务舱休息室等私人场所。想想看，就是商务舱候机厅里的这些人决定了公共休息室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会开始从政治角度思考这些问题。要想利用机场里的闲暇时间，投身于有趣的、创造性的思考，并尽可能地为自己创造财富，就需要安静。但是在公共休息室里（或公交站旁）的其他人的注意力，可以被视为一种在创新营销理念操纵下购买力的长期储备资源。这个理念正是拜商务舱休息室里的“创意人员”所赐。当一些人将另一些人的想法当作资源看待，这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转移财富。⁵近几十年来，我们经常讨论中产阶级的衰落，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这可能是因为在我们的允许之下，注意力公共区被愈加放肆地占用了。

大数据时代尤其如此，我们发现自己成了注意力技术获取的目标，这些技术不仅越发普遍，而且针对性更强。我们经常说起数字生活中的隐私权。除了大家通常担忧的网络安全和身份窃取，我其实并不那么担心数据贩卖、信息暴露。我认为，我们需要明确在概念上模糊的隐私权，要在其中补充不谈隐私话题的权利。当然，这不适用于和我面对面交谈的个人，但可以适用于从未露面的人，这些人将我的思想看作可以通过机械化方式来获取的资源。

大部分注意力是属于个人的。我们选择自己关注的东西，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决定了对我们而言什么是真实的，我们意识中真正呈现的是什么。因此，挪用注意力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

但我们的注意力确实被引向了一个共享的世界。注意力不仅仅是个人的，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注意力的目标通常也呈现在他人面前。的确，道德会向我们提出要求：必须关注这个共享的世界，不要封闭在自己的内心之中。艾丽丝·默多克说，这是一件好事，一个人“必须知晓一些周遭的环境，尤其是周围人的存在和他们的诉求”。⁶

试想一个人一边开车在拥挤的城郊商业区中穿行，一边打电话，此时一辆摩托车从旁边的车道驶过。边打电话边开车就如同酒驾一样⁷，是否将手机拿在手中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交谈会占用注意力资源，而注意力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这尤其会损害我们注意和记录环境中新事物的能力，心理学家称其为非注意盲视（inattentional blindness）⁽¹⁾。边打电话边走路的行人，其行走路线会更迂回曲折，也更容易改变方向，穿行马路的时候尤其危险；这类人也表现出善于社交，但不容易认可他人的倾向。一项实验发现，即便是小丑骑着独轮车从他们身边驶过，他们也不太可能注意到。⁸一个有着这种注意力缺失的人，在一辆2吨重、200马力的汽车后面，他真该感激对方没把自己害死。在注意力公共区中，必须环顾四周，这是公平的要素之一。

分心驾驶的研究还有更加有趣的发现，其中之一就是虽然打电话会影响驾驶安全，但与车里的乘客交谈却不会。因为车里的人可以根据驾驶情况调整对话，实现合作。⁹例如，天气不好时乘客倾向于保持安静。在乘客与司机共存的环境中，乘客是司机的另一双眼睛，可以帮助司机提高注意力和快速响应特殊情况的能力。

公共区的概念适合用来讨论注意力。首先，利益团体对于我们的意识渗透，通常是通过占用我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注意力来实现的；其次，我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亏欠彼此的注意力和伦理关怀。意识渗透中的“渗透”这个词，恰好将我们放在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框架中，政治经济学展现了我们在私有资源的公共交换中对公平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