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
现在看来，20世纪在经济与公共政策领域流行的关于人类的观点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曾经，我们认为人类是理性的生物，能够收集任何与环境相关的信息，通过计算找到达成特定目标的最佳方式，然后进行相应的优化改进。这种假设认为人类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够通过简单计算实现目标，是因为我们的利益互不冲突。每个人都处于同样的“效用”尺度，而且“效用”尺度只有一个维度。
随着更加通晓心理学的行为经济学出现，这种“理性的优化者”观点被彻底修正了。大量文献表明，无论过去我们曾多少次惊讶于此，我们始终低估了把事情做完所要花费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规划谬论”（planning fallacy）。当试图掌握更大的格局并预测未来时，我们会过度重视新近发生的事件。总的来说，我们在预估可能性方面表现得一塌糊涂。那些依靠偏见和简陋的试探来做重要决策的生物是理性的优化者，而我们并非如此。
在《助推》（Nudge）一书中，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和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提出了一种社会工程的模式，并将心理因素考虑在内。5首先，我们远比理性的优化者懒得多。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件事都是经过沉思后的明确判断，那么这违背了人类的正常运作方式。举例来说，若某人想要增加储蓄率，其雇主的默认行为会带来巨大差别。若雇主默认不参加401（K）计划（美国的养老金保险计划），则员工想参加就必须选择参加；若雇主默认参加，则员工不想参加就必须选择不参加。在第二种情形下，参加的比例会大幅提高。总之，在面对一系列选择时，我们选择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选择是如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如若呈现的方式反向推动我们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做出与自己最大利益相悖的选择。因此，十分不起眼的社会工程不会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但会引导我们走向某一个方向。
我们可能将这种情况称为“行政夹具”。但要注意，这种对人类的管理虽然在现代国家必然存在，但与技能实践中的夹具相去甚远。差别在于，正如基尔希重点强调的，技能实践者是自己通过“在过程中部分加工或信息化重组周遭环境”来稳步推进各个行为的。夹具本身是不灵活的，是僵硬的，但它可以被掌控自己行为的使用者灵活应用于对环境的智能整理之中。对我而言，与卡斯·桑斯坦的“助推”前景相比，小范围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夹具使用更具吸引力。
接下来我们谈谈错误区分夹具和助推的风险。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夹具是实践者自己的创造，当然要排除按键式的麦当劳厨房这种极端例子。确实，厨师在相应环境中开始一天的工作，这种环境是由他人经长期的实践架构出来的，配备好的工具和设施以某种方式整齐地摆放着。这或许可以被称作“背景夹具”。进一步来说，菜单也是背景夹具的一部分：客人只可以点特定的菜肴。因此，菜单控制着厨师的各项活动。助理厨师的工作，包括切菜、预蒸做煎炸食品用的土豆等，已经在前一天晚班时候完成，现在是他们的休息时间。因此，其他人默默地在厨师背后工作，并且影响着他的工作。
所以，我们认识到厨房中正在发生着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并且想要通过与助推对比来理解它，而理想状态的自治却并没有捕捉到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自治的畅想是建立在崇高的自我之上的，其统治权包括将一切放在视线所及之处，都是选择、规划和优化时可用的材料。决定性因素无一不在全权掌控之中。这幅图景不会轻易容许我们依赖他人，不会容许自由受到诸多限制条件的约束，而这种约束是与生俱来的，并非我们自己造成的。
在此我们不是要探讨夹具和助推之间的区别，也不是要概述自治的含义。我们要讨论的是外部权威的来源：行政命令或者来自社会的更加自然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