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保护

当一个人在依赖他人的事物上难以与他人建立联系，这种状态就叫作“自恋”。与其说是自大，这更是脆弱。自恋人格需要持续不断的外部支持，自我与他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写道，这种性格不能容忍他人的复杂诉求，通过扭曲他人，以及分裂所需之物和所用之物，与他人相关联。因此，自恋的自我只处理为其量身定制的表现，从而与他人相处。⁸

这种表征表现为华莱士在超市付款队伍中的想象，这是为了缓和焦躁而定制的。如果这些表征不产生互动，那就不存在异议，那么华莱士就可以以任何能够满足其心理需求的方式自由地“建构意义”。

另一种通过表征与他人打交道的方法就是我们在智能软件中沟通的方式。特克尔采访了人们关于不同数字技术的使用情况，她十分有趣地解读了她的发现。她认为，电子人格的自恋不在于自我表征的夸大，而在于我们确实越来越多地通过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他人的表征了解来与他们打交道。这使得受到控制的互动交往比面对面相遇或打电话更封闭，从而我们有了更多的掌控力。在这一领域，我们与他人没有摩擦，联系薄弱，我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与他们联系。

你独自坐在机场的酒吧里，有点焦虑，于是你浏览智能手机上的通讯录，找到了一两个人。他们可能欣赏你刚才有趣的发现，还能回复一连串的短信给你。如特克尔所说，即使还未收到回应，你已经觉得得到了承认。我经常这样做。这比长时间打电话有意思，打电话可能会转向各个话题，如果呆板无聊，想要挂断也会尴尬。这种时候我有点像半自闭的赌徒，渴望掌控，不想应付麻烦的朋友。

短信朋友中的每一人都能欣赏你某一层面的才华，有了他们，酒吧里坐在你身边的人也就不会拉着你聊天。这很棒，因为和他们聊天你会得到一种暗示，一种经由声音或眉毛传达的计划之外的情感表达。也许他是无意间与你交谈；也许他是在评估你，向你游说投资计划，或者跟你分享什么天赐良机。或者，他只是另一个疲惫的旅客，想要跟人吐槽运输安全管理局。幸亏有了手机。

我们疲于应付他人，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太忙了，也因为我们的自我保护本能越来越强烈。特克尔说，青少年喜爱打字远胜于打电话，因为他们害怕电话会暴露太多自我。打字时，你可以精心撰写你想呈现的自我。

在关于社交媒体使用的采访中，特克尔指出受访者表达了生活中与他人打交道的疲惫感。现实中，人往往提出太多要求，而且常常令人失望。她认为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情感准备，使用替代品，比如能模仿各种亲密行为的机器人、陪伴老人的宠物，或者孤独者的性伴侣。人们谈及与机器人的关系时，常提到假装性高潮的伴侣，还有变坏的孩子。他们常说理解家人和朋友有多么困难。⁹毫无疑问，其他人成了眼中钉。换种说法，他们妨碍了我们的自由。用华莱士的话说就是，他们使我们不能“有意识地决定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有”。

面对“理解家人和朋友有多么困难”这个问题，孤独症患者选择了自动刺激（autostimulation）。自恋者会把他感兴趣的东西从别人身上分离出来，孤独症患者会内在增强自我反应。我们认为两者都是病态，也可能将其理解为自治理想的最终目的地，没有其他的理想能够与之抗衡。在我们对弗洛伊德的讨论中，自治理想的最根本目标是希望实现一个与世界不相冲突的自我。

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厌恶面对面的对抗。对于网络成瘾者，我感觉到他们的这种厌恶比过去几十年更加强烈。如果你看看儿童电视节目，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一点。我有一套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代《芝麻街》（Sesame Street）的DVD。每一集开始前，电视屏幕上都有一句警示语：“本节目含有历史内容，供成年人观看，可能不适合现在的儿童。”如果你习惯了今天的这些节目，《芝麻街》确实更能使人精神振奋。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可以接受展现人物之间互相恼怒生气。节目中有真正的冲突，比如伯特（Bert）和厄尼（Ernie）在电影院看电影，厄尼向伯特评论电影，伯特感到尴尬，一直试图让厄尼安静下来。旁边的人对厄尼越来越不耐烦。开始时是咯咯笑，后来发出嘘声，以示不满，最后演变为大声辱骂和威胁。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下过道，大打出手，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混战。

在另一集中，深夜里厄尼辗转难眠，于是在公寓窗边唱歌。一开始有人低声抱怨，然后抱怨音越来越大，很快就从洗衣店和街巷里传来辱骂声。在今天的儿童节目中，你不会再看到这样的场景。原版《芝麻街》里描绘的糟糕的社会关系，在某一时刻变成了独立而愉快的郊区场景。里面的实体空间——独立的家庭住宅，反映出了自治主体的道德隔离。

在早期的某一集中，一只蓝色的怪物与两个真实的孩子在即兴表演。他们一起吃苹果，蓝色怪物与孩子们交谈，用的是粗哑的男性嗓音，却丝毫不担心这样会影响效果。他们一起吃苹果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亲昵感。事实上，这一集的对话并不多。蓝色怪物问孩子们还喜欢什么水果。葡萄。“嗯啊。”香蕉。“真棒。”芹菜。“芹菜？芹菜不是水果！”他斩钉截铁地说道，这是直接的语言否定。小男孩立刻吓了一跳，但是随即他的脸上又明朗起来。他在微笑。蓝色怪物认真地对待小男孩的回应，将其视作对世界的陈述。这可能是错的，这与描述情感不同，若是描述情感，则必须得到保护。在这一大胆的表演中，我们看到了成熟的时刻。看起来很欢乐，但“不适宜现在的儿童”。压制面对面的冲突必然与现代自我的脆弱性有关。同时，政治演讲已经成了假意愤怒的行为艺术表演。

在这方面，想想那些潮人。克里斯蒂·沃波尔（Christy Wampole）向我们描绘了一个25岁的年轻男子，文着文身，穿着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那样的T恤。沃波尔用一种过时的方式提出某种模糊的隐喻体系，他以紧身运动短裤为例。他可能会拿起手风琴，怀念自己从未生活过的时代。沃波尔所有的讽刺可以理解为防御措施，防范自己的审美趣味由他人做出回应时，会面临的风险，即可能受到嘲笑。

现在还会出现罗伯特·普朗特（Robert Plant）这样的摇滚歌手吗？《摇滚万岁》（This Is Spinal Tap）这部电影深入人心几十年了。我猜想一个杰出的摇滚讽刺作品，可能会不幸推动潮人发展自我保护的逃避准则。现在也有一些出色的流行音乐，但可能很难有一支渴望达到英国齐柏林飞艇乐队那样划时代高度的摇滚乐队。我似乎感觉自己是历史的迟到者，好像人类历史已经展开，再无丰功伟绩可创。剩下的只有继承、取样和引用。

前一章中，我们探讨了黑格尔的观点，他认为我们需要他人来帮助实现个性。承担这一角色的他人，必须直接为我所用，不经由任何为我的精神舒适而定制的表征。反过来，我也会处于危险中，要让他们知晓我可以为他们所用，而不能避免不同估值眼光之间的对抗。因为正是通过这种对抗，我们得以抽离自己的思维，逼迫自己为自己正名。如此一来，我们可能会修正对事物的看法，加深理解，加深情感，需要伙伴构成三角关系。他人就是他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实现了思想应有的个性。

若没有这样的分化，人类处境将被压扁。下一章中，我想探讨我们共享空间的建成环境将如何推动这种扁平化。当环境中充斥着大众传媒时，我们的注意力将被挪用，公众这个抽象概念将取代具体的他人，我们将更加难以以独立的个体出现在彼此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