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当我买完生活用品准备刷卡结账时，写这本书的意愿忽然变得强烈起来。我专心地看着屏幕，等着它提示下一步该做什么。有些聪明人已经认识到，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我将成为一个受到牵制、无法移步的观众。在刷卡、确认金额、输入密码的间隙，我看到了广告。我本以为这些间隙本身只是通信技术的产物，现在看来，它们都是被设置过的。这些中止和暂停是为某些人的利益而服务的。
类似的注意力入侵随处可见。一次，在飞往芝加哥的飞机上，我打开了前方座椅后背的小桌板，发现整块小桌板上贴满了智能手机Droid的广告。在奥黑尔国际机场，自动扶梯的扶手上不断出现林肯金融集团（Lincoln Financial Group）的广告语：由你做主（You’re In Charge®）。到达酒店后，我拿到的电子房卡上有一面印着红花餐厅（Benihana）的广告。这张房卡也就巴掌大小，上面的内容一目了然。但不知怎的，一直没人发现它的经济价值，直到最近，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在经济学概念中，“经济”这个词表示因稀缺而珍贵。因此，当我们谈论信息经济时，我们真正想说的是注意力经济。以上几个例子就已说明，我们要探讨的是社会技术的发展，而非电子技术的发展。我们将人们不可回避的公共空间变为市场营销的站点，而这并不是“数字”本身的发展可以实现的。
虽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方法来规避我们不想了解的营销信息，比如戴上耳塞或者埋头沉浸于自己的电子设备之中，但韩国首尔的公共汽车乘客却已感受到技术的最新前沿：广告涌入了鼻子。在公共汽车到达唐恩都乐（Dunkin’ Donuts）店门前时，伴随着唐恩都乐广告的广播，一种类似于该品牌咖啡的气味会释放到通风设备之中。为了防止乘客错过信息，广播员还会提醒乘客留意气味的变化。这种广告具有侵略性和不可防备性，敏锐地将通勤者设为传播对象。闻到广告的他们可能想要喝一杯咖啡，而刚好公交站边就有！这家广告公司凭借该广告得到同行的认可，并获得铜狮奖（Bronze Lion）的“最佳环境媒介利用奖”。1
很多其他领域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在很多学区，老师让学生带回家的纸质材料，比如家庭作业、成绩单、家长同意书等，背面仍然是空白的。这显然违背了空间的高效利用原则。马萨诸塞州皮博迪（Peabody）的一个学区颇有远见，正在出售这些纸张背面的广告空间。
侵入式广告只是文化冰山中的一角，注意力环境中的一些积极吸引和被动吸引一样令人烦恼。现在，随便打开一份报纸或一本杂志，就能看到关于精神生活支离破碎、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缩短、普遍的注意力分散等情况的抱怨。这些情况通常与神经科学的新发现有关。新研究发现了信息发散习惯和电子刺激是如何连接大脑的。虽然注意力是个人大脑的分支，但显然，注意力分散已成为现代生活中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紧急问题，它成了一个文化问题。
我们的注意力受到各种要素的冲击，对冲击的敏感性必然与“强化神经刺激”有关。这是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在100多年前用于描绘大都会环境的说法。试想一家公司的经理，每天收到200封邮件，还要花费时间应付杂乱无章、互不关联的各个待办事项。通常，我们经历注意力危机就如同经历自我所有权危机一样：在引导我们的意愿时，注意力不再只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为此抱怨连连。一个人可能在下班回到家或者度假时也要频繁地查收邮件。然而，当他在给孩子洗澡或者和伴侣一起吃饭时，就很难做到随时待命。不断改变的技术环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刺激。这种刺激的内容几乎是和环境毫不相关的。注意力的分散似乎表明：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值得关注的，什么是值得重视的。2
要想不被约束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严肃认真的空间。道德家会说，人必须坚决地为自己开拓出这个空间来抵挡噪声，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意味着向虚无主义投降，所有的差异都会抹平，所有的意义都将为“信息”让路。
社会学家可能会对我们更加宽容，认为我们的困难不在于个人道德上的失败，而在于一种集体的处境。社会学家认为现在不同于以往，以前的精神生活有诸多限制，而现在，我们即刻就能进入自身狭窄的视野范围以外的世界。当初的视野已经急速扩大，过去看似稀奇古怪的东西，现在只要点一下鼠标就能了解到。重要的是，有那么多吸引我们的诱惑，权威性的指导却变得很少。过去，这种指导来自传统、宗教或对我们提出深度要求的社区。
道德家和社会学家其实都没有说清什么是值得重视的，这个问题也不再由既定的社会生活形式给出答案。我们已经解放了自己。但作为自治的个体，我们常感到自己在选择的迷雾中孤立无援。我们的精神生活失去了固定的形态，而且在呈现自己有别于他人时更易受到影响。当然，这些都是精心安排下的结果，商业力量踏足文化权威的空白领域，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塑造着我们评价世界的眼光。这种力量的发挥有一定的效用范围，因此我们的精神生活大量地聚集在一起，趋向大众化，然而这却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精神的碎片化归咎于广告、网络或者任何其他我们认为的反面工具，因为它更加综合，类似于一种存在的形式。下面这则摘自《洋葱》（The Onion）的具有讽刺性的新闻精妙地阐释了这一点。
盖瑟斯堡消息摘要：当地一个名叫马歇尔·普莱特（Marshall Platt）的34岁男子正与朋友畅谈，并在户外享受美味。他打开了第二瓶啤酒，准备过一会儿就离开，去尽情享乐。此时，他突然收到一堆亟待处理的工作邮件，还要确认参加一场婚礼。然而因为他的西南航空快速奖励账户还有问题未解决，所以他连机票都还没订。此外，他还有一堆电话没回。
“见到你们真好！”他说道。本来他马上就能尽情玩乐了，现在却在脑中准备着周五的报告，还要汇总一堆7号前要缴付的账单。“这太棒了！”
“还有人要再来一瓶啤酒吗？”普莱特一边说，一边提醒自己去拿环索奈德的药方，“我想我要吃点药。”
据报道，普莱特在几乎要纵享愉悦之时却陷入了心烦意乱的迷雾之中。表面上他做出与友人相谈甚欢、十分尽兴的样子，心里却在思考着给母亲买什么礼物，绞尽脑汁地想着他有没有准时提交纽约到克罗地亚一行的逐项报销，默默记着一会儿还要打电话给银行，因为他最近看信用卡账单时发现不知为何被重复收取了19美元的月费。3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普莱特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现代生活”真的如此令人不堪重负吗？确实如此。但普莱特先生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困难：他不受快乐的掌控。这段描述看似在说一个个小任务占据了他的注意力，但核心问题是道德空虚。他不能积极主动地认识到与朋友相处的愉悦感也十分重要。因此，他失去了抵抗烦恼的基石，他的生活由此被占领。
显然，没有单独一门学科或单一一种思考方式足以解释注意力危机，这场危机塑造了我们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在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一个世纪以前的著作，到儿童发展的最新发现，在注意力研究方面有着丰富的文献资料。在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有各种不同的治疗方式，这些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还未受到广泛关注，但注意力是现象学思想传统中贯穿始终的问题。正是这种传统架起了认知心理学和伦理学之间的桥梁，我们将其成果称为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通过这一探究，我希望能够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注意力伦理学，将其建立在对思想的现实主义叙述和对现代文化的批判眼光之上。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我使用“伦理学”这一术语是取用它的本意，不是叙述我们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是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反映我们所栖居的社会的风气。我不愿加入文化战争，围绕“技术”展开争论，不愿成为启示力量，也不愿当救世主，更不愿做全球新智慧的先驱。我宁愿在智力的死胡同里不断向下挖掘，在更深层面上去探寻这个注意力涣散的时代——这是经过历史沉淀的产物，希望借此找到出路。
首先要严肃对待注意力伦理学，尝试理解我们当代认知环境的定性特征：不断交替的焦虑、欺骗、心烦意乱、筋疲力尽、如醉如痴、欣喜若狂、自我遗忘。关键是，人类是十分复杂的。作为人类理论化层面的继承者，我们发现以更直接的方式重现个人体验并非易举。在尝试的过程中，有必要仔细感受，是什么样的自我背景的假设塑造了我们的个人经历。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曾说，人这种动物会自己描绘图景，然后逐渐变得与所描绘的图景越来越相似。
这样的图景来自人类科学的各个分支。在与我们的主题直接相关的领域里，这些科学随着启蒙运动的进程不断拓展，形成了一种关于人类的十分片面的观点。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以此为据，但它在各个方面都已不再适合我们今天的情况。我希望能有一种更全面、更加真实也更加有用的描述，来帮助我们在目前的注意力困境中找到出路。
我说的可能已经超出了论点，接下来，我将简单描述这种困境的深层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