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是生存必需，还是只是一种沟通策略
我们去看电影，逃避到爱情、心碎、冒险和恐惧的世界里。但电影里的英雄也好，反派也好，无非是以二维形式投影到屏幕上的演员，对这些稍纵即逝的幻觉，我们怎么会在意他们的种种遭遇呢？电影为什么能让我们哭，让我们笑，让我们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呢？
要理解你为什么对陷入痛苦里的他人那么在乎，你需要先知道，当你痛苦时，大脑里发生了些什么。想象一下，有人用注射器针头扎了一下你的手。大脑里并没有一个单独的地方处理疼痛。相反，疼痛激活了大脑若干个不同的区域，它们一同运转起来。研究人员将这一网络概括为疼痛网络。
让人惊讶的地方在这里：疼痛网络对我们与他人的联系至关重要。如果你看到别人被刀捅了，你的疼痛网络的大部分也会被激活。被激活的区域并不是要告诉你，你真的挨了刀，它们参与的是疼痛的情绪体验。换句话说，看到有人疼痛和你自己在疼痛，使用的是相同的神经机制。这是共情的基础。
疼痛网络是大脑里一组区域的名字，在你疼痛的时候，它会被激活。当你看到别人疼痛，这些区域中的大部分也会活跃起来。
与他人共情，就是能真实地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你会进行逼真的模拟，看看如果自己置身于那种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像电影和小说这样的虚构故事为什么那么引人入胜，而且在各种人类文化里普遍存在，这种共情能力就是原因所在。哪怕是完全陌生甚至虚构出的人物，你也能体验到他们的痛苦和欣喜。你毫不费力地变成了他们，过着他们的生活，站到了他们的位置上。当你看到别人在受苦，你可以告诉自己，这是他们的问题，跟你无关，但你大脑深处的神经元却无法分辨他人和你的痛苦。
从神经学角度讲，就是这种感受他人痛苦的内置工具，让我们很擅长换位思考。但我们最初是怎么拥有这一工具的呢？从进化的角度看，共情是一项有用的技能：通过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对方接下来要做什么。然而，共情的精确度有限，很多时候，我们也只是把自己的感受投射到别人身上。举个例子吧。1994年，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母亲苏珊·史密斯（SusanSmith）引发了全美国人的同情。她向警察报案，说自己遭到一名男子的劫持，对方开走了她的车，也带走了她的孩子们。整整9天，她在全国电视上恳求救援，呼唤儿子们的归来。全国各地跟她素不相识的人们都伸出了援助之手。然而最终，苏珊·史密斯坦白说，是自己把孩子们给杀死了。每个人都对她讲述的抢劫故事信以为真，因为她实际的行为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预测范围。虽然现在回想起来，此案的细节相当明显，但当时却很难察觉异样，因为我们一般会以己度人，从自己是什么人、自己会怎么做的视角出发来阐释他人。
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模仿他人、关心他人、跟他人建立连接，因为我们是天生的社会动物。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大脑依赖社会互动吗？如果让大脑断绝人际接触，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
2009年，和平活动家莎拉·舒尔德（SarahShourd）和两个同伴在伊拉克北部山区徒步旅行，当时，这个地区并未打仗，处在和平状态中。他们按照当地人的建议，想去看看艾哈迈德·阿瓦瀑布。不幸的是，这条瀑布位于伊拉克与伊朗的边境。伊朗边防部队把他们当成美国间谍嫌疑人逮捕起来。两名男性同伴关在一间牢房，莎拉跟他们分开，单独监禁。接下来的410天里，除了每天两次30分钟的放风以外，她都是一个人在牢房里。
2009年7月31日，美国人乔舒亚·法塔勒（Joshua Fattal）、莎拉·舒尔德、沙恩·鲍尔（ShaneBauer）在伊拉克和伊朗的边境地区徒步去看瀑布时，遭到伊朗军方逮捕。
莎拉这样说：
单独监禁的最初几星期到几个月之内，我就退化到了动物状态。我的意思是，我成了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一天里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踱步。动物状态最终又变成了植物似的状态：意识运转逐渐变缓，想法变得重复。大脑自己开启了，这成为我最大的痛苦之源，恶狠狠地折磨着我。我开始重温过去生命中的每一刻，可到了最后，连记忆都用完了。我一次次地向自己讲述记忆，可那根本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莎拉遭受的社会剥夺，引发了深层次的心理痛苦：没有互动，大脑受苦。单独监禁在许多司法管辖地区是非法的，这是因为观察家们很早就认识到，剥夺与他人互动这一人类生命中重要的活动，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没有了与外界的接触，莎拉迅速进入了幻觉状态：
阳光将以某个角度，在一天的某个时间照进我的窗户。太阳照亮了牢房里所有细小的灰尘颗粒。我把这些灰尘颗粒看成是占据地球的其他人类。它们陷入生活的激流，相互作用，撞到彼此又反弹开来。它们集体做着某件事。而我自己关在一个角落里，四周都是墙壁。我被甩出了生命的激流。
2010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囚禁，莎拉获准释放，重返外部世界。这件事给她带来了如影随形的创伤：她得了抑郁症，很容易陷入恐慌。次年，她跟另一位远足的伙伴沙恩·鲍尔结婚了。她报告说，她和沙恩能够彼此宽慰，但也不是随时都能轻易做到，两人都因此事留下了感情创伤。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单独“存在”其实很难，一般而言，人应是“存在于世界中”。他以这种方式强调，你周围的世界，构成了你的很大一部分。自我不存在于真空之中。
虽然科学家和临床医生能够观察到人单独监禁后会发生些什么，但却很难直接研究它。不过，神经科学家娜奥米·艾森贝格尔（NaomiEisenberger）进行了一项实验，为大脑在另一种稍缓和的情境下会发生些什么提供了依据，这种情境就是人遭到群体排斥。
想象一下，你跟其他两个人一起扔球玩耍，过了一阵，你被排挤出了游戏：另外两个人自己来回扔球，可就是不再扔给你。艾森贝格尔的实验就以这个简单的场景为基础。她找来志愿者玩一款简单的电脑游戏，游戏里代表志愿者的动画人物跟另外两个小人儿互相扔球。这些志愿者受了引导，以为是有人在控制另外两个小人儿，但其实它们只是受计算机程序的控制。起初，那两个小人儿很友好，可过了一阵，它们就把志愿者给排挤出了游戏，只在彼此之间抛球了。
在社会排斥的情境中，志愿者被排挤出了抛球游戏。
艾森贝格尔让志愿者躺在大脑扫描仪（也就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里玩这款游戏。她发现了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志愿者遭到排挤后，参与疼痛网络的区域会活跃起来。拿不到球似乎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对大脑来说，社会排斥意义很大，真的会让它感到疼痛。
遭到排斥带来的社交疼痛和身体疼痛激活了相同的大脑区域。
为什么遭到拒绝会让人受伤呢？推测起来，这是一条线索，说明社会纽带具有进化意义，换句话说，这种痛苦是一种引导我们跟他人互动、得到他人接受的机制。大脑内置的神经机制驱使我们跟他人建立纽带关系，敦促我们形成集体。
这清楚地揭示了我们所处的社会世界的一个特点：不管在什么地方，人总是在形成集体。我们通过亲情、友情、工作、风格、运动队、宗教、文化、肤色、语言、兴趣爱好、政治立场等彼此纽结在一起。归属到集体当中，能带给我们宽慰——这一事实提供了一条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