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类会进行合作性自我监控（cooperative self-monitoring）和交流性自我监控（communicative self-monitoring），前者是指通过对特定对象反馈的评价，调节自己的合作行为；后者是指通过对特定伙伴的预期性解释，调节自己的合作行为。将这些过程放大到现代人类生活的文化特质上，个体现在能够自主调节自己的行为决策，而不需要借助文化群体中大家都知道并接受的规范。现代人类在决策中不仅感受到第二人的压力（second-personal pressure），同样也会感受到群体水平使人保持一致的规范压力。因此，我并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首先因为我并不想让我的伙伴失望，其次因为在这个群体中“我们”并不会这样对待其他人。这种更一般的规范性最终回归到了群体认同：如果我想要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我就必须像他们那样做，我们（包括我）都承诺遵守这一规范。
现代人类的思维和推理在多个维度上都变得更为结构化和有组织。当个体依据交流习俗（communicative conventions）与他人交流时，需要以自己预期能够成功的方式进行。此外，在群体决策和合作性争论情境中，个体必须遵从特定的规范。参与群体决策的其他个体以一种有用的方式参与进来，与我息息相关，因此每个人都与其他人息息相关，遵守推理和争论的规范，通过与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命题和论据联系进行论证，等等。内化使这种交流过程成为个人理性（individual reason）。
规范性自我管理 规范性自我管理是集体规范性（collective normativity）内化的结果，个体借助群体社会规范，进行合作和交流的自我监控并调节自己的行为。现代人类与自己交流，思考并评价自己的思维与群体社会规范标准的关系。这种反思意味着人类知道自己正在想什么，并可以用这种方式向自己提供关于这些思维的一般推理和原因。因此，某种程度上个体使用了“共同体标准”（community standards）将自己很多各异的想法以复杂推理网络的形式联结起来。思维的主体对自己的思维和推理运用执行控制时，同样进行这样的反思。科斯佳（Korsgaard，2009）强调了人类不仅具有目标并以特定方式做出选择和推理，同样会在事前对其进行评估，这些是否是好的追寻目标、是否是好的决策、是否是好的原因，即具有一个额外的反思和评价层面。这里提到的规范判断并不只针对自己，也不是针对特定的伙伴，而是针对群体内任何会以同样方式做事的个体，做出一种关于能否作为一个好的目标、决策或对理性个体推理过程的判断。
现代人类会使用内化的群体社会规范来指导行为和思维。这意味着在合作性互动中，基于合作的规范，现代人类遵照广泛接受的方式来做事；而在交流互动中，基于群体中有关推理的规范，他们遵循广泛接受的方式使用语言和言语性论据（linguistically formulated argu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