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会很清楚自己的午餐从哪儿来（自己采集的），他的鹿皮鞋是谁做的（那个人正睡在20米外），自己的退休基金又用在哪里（正在泥地里玩呢。那个时候，人类只有一种退休基金，叫作“孩子”）。比起那位狩猎采集者，我实在太无知了。我可能要经过多年的研究，才会发现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府偷偷把武器卖给地球另一边某个躲在幕后的独裁者。在我投入时间查明这个事实的同时，可能会错过更重要的一些发现。例如，我晚餐吃了鸡蛋，但不知那些生蛋的鸡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目前整个社会系统架构的方式，让那些不喜欢费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得以维持幸福的无知状态，而想要努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则需要历经诸多艰难。如果全球经济体系就是不断地以我的名义、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偷走我的钱，我该如何应对？不管你是要以结果来判断行为是否正义（偷窃是错误的，因为这会让受害者痛苦），还是觉得结果并不重要，该从绝对责任（categorical duties）来判断（偷窃是错误的，因为上帝这样说），都不会让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问题，在于情况已经变得过于复杂，我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上帝在定出人“不可偷盗”这项诫命的时候，所谓的偷盗还是用你自己的手去拿走某个不属于你的东西。然而到了现在，如果要讨论盗窃，真正要谈的重要问题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举例来说，假设我投资了一万美元购买某大型石化公司的股票，每年得到5%的投资收益。这家公司利润极高，但原因是规避了外部成本，直接把有毒废物排入附近的河流，完全不顾对当地供水、公共卫生或自然生态造成的严重破坏。该公司财大气粗地请了一大批律师，避免被告上法庭进行赔偿，甚至还聘请政治说客，阻碍制定加强环境保护的法规。
我们可以指控这家公司“偷了一条河”吗？我的角色又如何？我从没闯入任何人的家里，也从没从任何人的钱包里拿钱。我并不知道这家公司如何获利，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投资组合里有这家公司，那么，我也犯了偷窃罪吗？如果我们无法得知所有相关的事实，该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行事都符合道德？
我们可以用“意图道德”（morality of intentions）的概念来回避这个问题：重要的是我的意图，而不是我的实际行动及其结果。但在这个一切都紧密联系的世界中，最重要的道德义务其实就是人必须要“知道”各种事。现代历史最严重的罪行，不仅源于仇恨和贪婪，还源于无知和冷漠。美丽迷人的英国 淑女虽然从未去过非洲或加勒比海，但通过购买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就让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获得了资金。接着，淑女在下午4点左右喝着下午茶，加入雪白的方糖让茶更为香甜，但这些方糖产自环境如地狱般的奴隶庄园，而她当然对此一无所知。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德国，地方邮局的经理可能是一位正人君子，不但很照顾员工的福利，而且如果有顾客的包裹遗失，他还会亲自帮忙寻找。他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就算下暴雪，他也会确保邮包准时送达。但令人感慨的是，这样的效率和体贴正是纳粹德国神经系统的重要细胞。不论是种族歧视的政治宣传品、国防军的招募要求，抑或下达给地方盖世太保 的残酷命令，都因此飞速传达。对于那些不真诚求知的人来说，他们的意图是有缺陷的。
然而，到什么地步才算得上是“真诚求知”？每个国家的邮政人员难道都该打开所送的邮包，如果发现里面是政府的政治宣传单，就该辞职或起身反抗？现在回头看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很容易就能对其中的道德下定论，但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整个因果关系链是如何串起来的。要不是有这样的“后见之明”，就难有这样的道德定论。令人痛苦的事实是：对于仍停留在狩猎采集者时期的人脑来说，世界已经变得太复杂了。
当代世界大多数的不公正，并不是来自个人的偏见，而是来自大规模的结构性偏见，但我们这种狩猎采集者的大脑尚未进化出能够察觉结构性偏见的能力。每个人至少是某些结构性偏见的共犯，而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认清这些事实。为了写本书，我才有机会好好做做这项功课。当讨论全球性问题的时候，我经常犯的错就是只看到全球精英阶层的观点，而忽略了各种弱势群体的想法。全球精英掌控了话语权，因此我们不可能错过他们的观点。但相较之下，弱势群体通常会遭到禁声，我们也就很容易遗忘他们。并非我们真的有恶意，而只是由于纯粹的无知。
比如，塔斯马尼亚原住民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特有的观点，我实在一无所知。甚至就因为我所知实在太少，在过去的一本书里，我还曾经误以为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已经被欧洲殖民者赶尽杀绝。但事实上，目前还有成千上万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也面对着许多当地独有的问题。
即便你本人属于某个弱势群体，对该群体的观点有清晰的认知，也不代表你了解所有其他弱势群体的想法。所有群体或子群体，都会有些只有自身才会遇到的天花板、双重标准、隐晦的侮辱和体制上的歧视。如果是个30岁的非裔美籍男性，就有30年作为非裔美国男性的独到经验，但他仍然不会清楚做一个非裔美籍女性、在保加利亚的罗姆人（Roma，也被称为吉卜赛人）、眼盲的俄罗斯人或是在中国的女同性恋者会是什么滋味。
这个非裔美籍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总是一再被警察毫无理由地拦住检查，而中国的女同性恋者并不会碰上这种事。然而，出生在一个非裔美籍小区的非裔美籍家庭里，代表着他身边都是和他很相似的人，他们会教他该知道些什么，才能作为一个非裔美籍男性存活下去，进而事业有成。相较之下，中国的女同性恋者并不是出生在女同性恋小区的女同性恋家庭里，而且可能从来没人教过她这些重要教训。所以，就算是个在巴尔的摩长大的黑人，也不代表就能理解在杭州长大的女同性恋者会面临哪些困难。
过去，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无论地球另一边遇到什么困境，你大概都不用负什么责任。当你看到邻居发生不幸的时候还能有点儿同情心，通常也就够了。然而今天，因为像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之类的重大全球议题会影响所有人，不管你在塔斯马尼亚、杭州，还是在巴尔的摩，都无法幸免，所以我们也就该把所有人的观点纳入考量。但谁真能做到？哪有人能够搞清楚全球千千万万个群体到底组成了怎样的关系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