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反智主义”这个词如今越来越常见，固执的无知在这个信息时代野蛮生长，无知者的傲慢比其无知本身更令人惊讶。我们暂且不论中文互联网上把反疫苗当成社会良知的浪潮，以及诋毁“公共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潜流——谁能说今天当一个人被贴上这两个标签时他会感到崇高或骄傲？——或许美国的“专家之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镜像、一则预言或者一声警示。
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hols）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The Death of Expertise）一书中写道，“基础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拒绝学习如何进行逻辑论证。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担风险的：他们不仅会一手丢弃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知识，还会毁掉我们得以开发新知识的那些实践和习惯。”而无知并不足以解释问题，“很多抵制专业知识的人，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无知更糟糕：这是没来由的傲慢，是从日渐自恋的文化中迸发的愤怒，一丁点儿不公平的迹象就让他们浑身难受。”
一方面网络给了普通人以自信，专业人士和外行、学生和老师、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线，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人们以为搜一搜信息读两篇文章就不再需要专家了；另一方面，就算我们需要专家，也只是把他当作技术人员——解决了我的问题就请离开。专家与更广大群众之间的对话消失了，专业知识被当作一种现成的便利工具使用，需要的时候用一下，而且不要越界。
“在近代，民间智慧填补了人类知识上的空白，随后，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催生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所有公民都认为自己是一切问题的专家。”托马斯·尼科尔斯说，“美国人现在普遍认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就意味着对任何事物的观点也应是平等的。虽然这明显是无稽之谈，却被相当一部分人奉为信条。”
症结之一或许还在于知识圈与公众的疏远和断裂。托马斯提到，公共知识分子过去（通常与记者配合）努力把重要的问题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但是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却退回到小圈子里，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民众又不去询问（而只是争论），这种沉默便愈来愈甚。
《专家之死》（节选）文 | [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 译 | 舒琦
美国沉湎于对无知的狂热崇拜中，且由来已久。反智主义的压力就像坚韧的针线一般，缠绕在我们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支撑它的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整个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几乎都认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就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的成因，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名叫“艾滋病否认派”的小团体却提出质疑，而加州大学教授彼得·迪斯贝格（Peter Duesberg）也是成员之一。科学就是乐见这种反常理的挑战，不过迪斯贝格的观点并没有证据，所以结果也只是无稽之谈。一旦研究人员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医生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采取措施防止病毒传播，就能挽救无数的生命。
迪斯贝格这件事可能已经翻篇了，又一个离奇的理论被研究打败。在科学的历史上，走进死胡同的情况屡见不鲜。不过，在这次事件中，一个不足取信的观点却成功抓住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眼球，招致了惨痛的结果。时任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正好利用了这个观点，即艾滋病不是由某种病毒引起，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营养不良和健康不佳，从而拒绝提供药物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帮助南非人民抗击艾滋病病毒感染。到21世纪初，他的政府态度软化，但在此之前，由于姆贝基痴迷艾滋病重估运动，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医生估计，有30多万人因此死亡，还有大约3.5万名艾滋病病毒阳性儿童出生，这些孩子的感染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时至今日，姆贝基还认为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很多美国人可能会对这种无知的行为嗤之以鼻，但他们切勿过于自信。2014年，《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对美国人展开一项民调，问题是：2014年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对此，美国是否应该军事介入。美俄（苏联）在冷战时期互为敌人，各自持有数百枚远程核武器。在欧洲中部掀起一场军事冲突，而且就在俄罗斯（苏联）家门口，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只有1/6的美国人——不到1/4的大学毕业生——能在地图上指出乌克兰的位置。乌克兰是全部国土都在欧洲的最大国家，但是受访者的平均认知却偏离了乌克兰2880公里左右。
地图测试很容易让人失望。更令人忧心的是，认知不足并不妨碍民调对象表达偏激的观点。事实上，这么说还算是含蓄了，美国民众不仅强烈表达了意见，他们对军事介入乌克兰的热情与他们的认知不足还是成正比的，换句话说，越是认为乌克兰在拉丁美洲或大洋洲的人，越是希望美国发动军事干预。
这是个危险的时代。人们有最便捷的渠道获取大量知识，却有那么多人抗拒学习任何知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连知识分子也在诋毁智识的成就，拒绝专家的建议。基础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拒绝学习如何进行逻辑论证。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担风险的：他们不仅会一手丢弃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知识，还会毁掉我们得以开发新知识的那些实践和习惯。
这不只是对专家的简单怀疑，恐怕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专业知识理想国的消亡，专业人士和外行、学生和老师、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线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换句话说，一边是在某个领域有所成的人，另一边是一事无成的人，他们之间的界线在模糊。
前有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后有公众信息匮乏的一连串事件，轮番上演，间或让人发笑，有时甚至是滑稽。这种场景已经被晚间脱口秀主持人发展成小型产业了：通过询问民众一些问题，暴露出他们其实对自己坚信的观点一无所知，不过是盲目跟风，还不愿意承认自己与时事的脱节。比如，人们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在避开谷蛋白，随后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谷蛋白为何物，这样的事多半无伤大雅。说实在的，抛出一个荒唐的情境设定，比如“就朝鲜决定发射核武器而言，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缺席科切拉（Coachella）音乐节是有益的”，然后看民众信心十足地即兴发表看法，永不过时。
不过一旦牵扯到生死，就没那么好笑了。不可否认，像演员金·凯瑞和珍妮·麦卡锡这种搞笑的反疫苗接种斗士如果做出什么滑稽举动，那对电视来说就是个大噱头，或者读读相关的推文，也能乐上一下午了。但是，市面上总有一些宣扬疫苗危险的讹传和虚假信息，如果被这一阵营的其他名人和公众人物利用，那遭殃的将是数百万人，一些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比如麻疹和百日咳，会再次让人们陷入危险境地。
固执的无知在这个信息时代野蛮生长，如果简单说是因为人们彻头彻尾的无知，恐怕不足以解释清楚。很多抵制专业知识的人，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无知更糟糕：这是没来由的傲慢，是从日渐自恋的文化中迸发的愤怒，一丁点儿不公平的迹象就让他们浑身难受。
我所说的“专家之死”，并不是指实实在在专业能力的消亡，各行各业里能将业内人士与外行区分开的知识死不了。世界永远需要医生、外交官、律师、工程师和许许多多其他行业的专才。日常生活中，没有他们世界就不转了。我们骨折了要找医生，被捕了要找律师。我们出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认为飞行员知道飞机如何操作。要是我们在海外遇到麻烦，我们会找领事工作人员，我们觉得他们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这种对专家的依赖，是把专家当作技术人员。这不是专家与更广大群众之间的对话，而是把专业知识当作一种现成的便利工具使用，需要的时候用一下，而且不要越界。缝合我腿上的伤口，但不要对我的饮食说教。（全美超过2/3的人有超重问题。）帮我解决税务问题，但不要提醒我应该写一份遗嘱。（大约一半有孩子的美国人都没有费心立下遗嘱。）保卫祖国的安全，但不必告诉我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以及相应的计算，这会把我搞糊涂的。（大多数美国公民对美国在军队上的开支毫无概念。）
所有这些选择，从营养饮食到国防，都需要民众与专家之间的对话。但民众似乎越来越不想进行这样的对话。对民众来说，他们宁愿相信自己已掌握到足够的信息能自主做出这些决定，当然前提是他们在意做这些决定。
而另一方面，很多专家，尤其是学术界的，已经放弃与公众互动的职责了。他们退守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愿意和业内人士打交道。同时，位于中间地带的那些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倾向于认为自己也是一名公知——也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感到遭受挫败，并且两极分化。
专家之死，不仅仅是抵制现有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抵制科学与客观理性，而这两者恰恰是现代文明的基础。这是一个信号，正如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s）曾经描述的那样，20世纪末的美国是“一个沉迷于疗法、充斥着对政治不信任的政体”，习惯性地“怀疑当局”，“深受迷信戕害”。我们等于从近代开始兜了一大圈仍回到原地：在近代，民间智慧填补了人类知识上的空白，随后，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催生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所有公民都认为自己是一切问题的专家。
同时，如果有专家出来维护专业知识，就会招致某些美国民众怒气爆发，他们即刻就会控诉说，这些专家的主张不过是“向当局发出的荒谬恳求”，是面目可憎的“精英主义”抬头，是明目张胆地利用资历来扼杀“真正”的民主所需要的对话。美国人现在普遍认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就意味着对任何事物的观点也应是平等的。虽然这明显是无稽之谈，却被相当一部分人奉为信条。他们坚定主张的事实上的平等，往往是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滑稽的，通常还是危险的。
大部分人听到“专家之死”，第一反应就是归咎于互联网。尤其是专业人士，他们在遇到一些自以为是的客户时，喜欢指责互联网是罪魁祸首。我们后面会了解到，这种说法并没有完全错，但用来解释这个问题，还是过于简单了。攻击专业知识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而互联网，不过是给这个反复出现的问题祭上最新的工具，跟过去遭到滥用的电视、电台、纸媒和其他创新产品的角色一样。
那又何来大惊小怪？真的有“专家之死”这回事吗？还是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贯抱怨，因为他们自诩为屋子里最聪明的人，却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或许，这仅仅是每一次社会或技术变革后都会触发的专家对大众的焦虑。又或者，这只是像我一样接受过度教育的精英主义教授，在虚荣心受挫、怒火中烧后的典型表达。
事实上，“专家之死”也许正是进步的信号。毕竟，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不再占有知识的制高点。生命的秘密不再藏在巨大的大理石陵墓下和伟大的图书馆里，那些图书馆的大厅令人望而生畏，就连有机会光顾的少数人也不例外。在过去那样的条件下，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但这也是因为平民没有能力向专家发起实质性的挑战。而且，在大众传媒时代到来前，民众缺少公共平台来发起挑战。
直到20世纪初，人们才开始参与政治、知识和科学生活，而且圈子非常有局限，只有受过教育、爱舞文弄墨的男性圈子里才会就科学、哲学和公共政策展开辩论。而且，这也不是什么被历史尘封的美好往昔，事情没那么久远。在很多美国人的记忆中，大多数人没念完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上大学，最后一小撮人进入专业领域，那样的时代仍是鲜活的。
近半个世纪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最终打破了普通美国人之间种族、阶级和性别的藩篱，也消除了未受教育的公民和精英专家之间的屏障。辩论的范围越广，知识就越丰富，但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摩擦更多。普及教育，为妇女和少数群体赋权，中产阶级壮大，社会流动性增强，受这些因素影响，占少数的专家和占多数的平民，近两个世纪没有交集的两个群体，一下子要去直面彼此。
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因此更加尊重知识，而是滋生出一种荒谬的想法，他们坚定地相信，所有人都一样聪明。这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教育是为了让人们成为终身学习者，无论这个人多么聪明，或是多么成功。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掌握一丁点儿知识，就成了教育的终点，而非起点。这是很危险的。
……
“专家之死”最危险的一面在于它是如何破坏美国民主的。美国是一个共和国，人民指定一些人代表他们做决定。当选的代表不可能事事精通，他们就要仰仗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帮助。不管大多数人怎么想，专家和决策者就是两种人，美国人习惯把他们混为一谈，但这样会侵蚀专家、普通民众和政治领袖之间的信任。
专家负责出主意；当选的领袖做决定。为了评判专家的表现，评估人民代表投下的选票和做出的决策，普通民众必须熟悉手头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指每一个美国人都要深度研究政策，但是，面对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都不愿意费神去了解基本情况，那就等于放弃了对这些问题的掌控，无论这样的结果是否是他们想要的。当选民对这类重要决策失去了控制权，那他们的民主可能就会被愚昧的煽动者劫持，或是民主机构悄无声息地走向衰败，最终沦为奉行技术专家治国的威权主义。
专家在民主体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不过近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逃避这个责任。过去，公共知识分子（通常与记者配合）努力把重要的问题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但是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却退回到小圈子里，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而民众又不去询问，只是争论——注意，这个区别很重要——的确会让这种沉默更甚，但这并不代表专家的责任解除了，他们还是要服务社会，要把自己的同胞们当成客户，而不是恼人之事。
专家有教育的责任；选民有学习的义务。无论专家提供多少建议，最终只有公众可以决定重要国家政策决策的方向。只有选民可以在攸关家庭和国家的各项选择中做出决定，也是由他们来为决策担责。
但是，专家有义务帮一把。
本文节选自《专家之死》引言部分，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