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治权力在社会中具有最终的合法性和强制力，所以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公权力，理论上具有对资本权力和技术权力的制约力。
政治权力对技术权力和商业权力的这种制约性或干预能力，在最近中美经贸冲突中展露无遗。美国政府发动中美贸易战背后真正的关键部分，其实是中美科技战，即遏制中国高科技的快速崛起，试图借助美国在核心技术上的优势地位以及长期形成的美元霸权，通过“长臂管辖”[34]掌控全球高科技供应链，实施中美高科技“脱钩”。而美国朝野之所以对遏制中国高科技崛起的必要性和紧迫感能达成相当高的共识，其实和美国高科技公司多年来围绕中国市场，通过美国高科技行业组织和协会游说华盛顿政客施压中国政府密不可分。[35]可见，即使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场上，资本和科技表面上的“自由竞争”背后，动员政治权力适时进行有利于己方的强势干预，终究是商业角逐的终极诉求手段。如果说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的权力体系，战争——包括贸易战和科技战，则是政治的继续。
2019年5月16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68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美国政府这一纸禁令，让一大批跨国资本巨头和高科技企业如AMD、ARM、Google、Intel和高通等以遵守“合规性”压力为由而暂停与华为合作。尽管这种产业供应链上的切割让这些企业也不得不承担高昂的代价，但这都敌不过以国家利益为名所发出的“法令”的威权。不仅如此，当今世界上在电子、电气、计算机、通讯和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领域最著名、规模最大的跨国性学术组织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也在第一时间通过“合规性”声明对此作出反应，在内部邮件中要求其旗下部分期刊禁止华为员工担任编辑和审稿工作。这件事引爆了整个学术圈关于“科学有无国界”的关注和讨论。尽管此前一些举足轻重的行业标准组织，如微电子行业领导标准机构JEDEC（固态技术协会）、主导存储卡标准的SDA（SD协会），以及制定无线技术标准的Wi-Fi联盟，都已经暂时限制了华为参与美国禁令所涵盖的活动，但IEEE作为最大的跨国性学术组织也作出类似限制，还是震惊了全世界学术圈。尽管IEEE迅速向美国商务部提出要求，希望其就出口管制条例的IEEE出版活动的适用性作出说明，并在6月初最终确认所有IEEE会员都可继续正常参与IEEE的全部活动，从而解除了对编辑和同行评审活动的限制，但显然，这仍是在美国的行政权力许可的前提下的“解除”。IEEE在其声明更新中特意强调，“IEEE认为科学和技术是全球性的活动”。但恰恰是从这件事中，全球的科学家和公众都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不仅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科学和技术及其组织也有国界，受到地缘政治和所属主权国家政治或行政权力的制约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政治权力超越了资本权力和技术权力。
正因如此，资本权力扩张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要求与政治权力进行结合——例如通过各种直接的游说或制造社会舆论或共识，引起政治权力的关注，并最终得到政治权力的认可，通过诸如立法或修法这种制度化方式，或纳入国家发展规划等方式予以倡导或推广，伸张自己的权力意志。不少商业或科技精英或其代理人，更有机会直接进入国家的各级政治权力机构任职，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发展游戏规则的制定，以此来保障其资本权力和技术权力的安全性和稳固性。当然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代表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政治精英、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一定也会对资本力量在现代公共治理体系中的渗透保持警惕，维持国家和社会公权力体系的良性平衡。
至于政治权力对技术权力的收编或吸纳，由于技术本身所带来的效率和竞争力正成为现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因此这种趋势有其内在的动力，这也是现代社会深深打上技治主义（technocracy）痕迹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在大数据和云计算为基础的当代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的背景下，技术治理（technocratic governance）[36]已然成为当代社会运行的根本性特征之一。囿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引领研究”的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A307）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李小红：《马克思资本权力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科技大学，2018年。
[3]王雪：《从“劳动逻辑”到“消费逻辑”——资本权力形成的理论逻辑阐释》，《天府新论》，2019年第2期，第1～8页。
[4]郑红娥：《消费社会理论反思与中国消费社会的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59～62页。
[5]王雪：《从“劳动逻辑”到“消费逻辑”——资本权力形成的理论逻辑阐释》，《天府新论》，2019年第2期，第1～8页。
[6]金兼斌：《数据媒体与数字泥巴：大数据时代的新闻素养》，《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12期，第29～32页。
[7]郑红娥：《消费社会理论反思与中国消费社会的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59～62页。
[8]［美］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与传播力》，《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6卷第2期，第72～89页。
[9]张明新、刘伟：《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4第1期，第90～103页。
[10]黄楚新、彭韵佳：《透过资本看媒体权力化——境外资本集团对中国网络新媒体的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0期，第68～78页。
[11]李希光：《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闻媒体发展困局》，《青年记者》，2015年7月。
[12][13]黄楚新、彭韵佳：《透过资本看媒体权力化——境外资本集团对中国网络新媒体的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0期，第68～78页。
[14]袁靖华：《微博的理想与现实——兼论社交媒体建构公共空间的三大困扰因素》，《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5卷第6期，第20、20～25页。
[15]胡翼青：《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5页。
[16]夏守智：《资本注入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以阿里巴巴投资媒体为例》，《青年记者》，2016年12月，第100～101页。
[17]蓝琼：《阿里疯狂入股媒体背后：控制话语权》，ZOL新闻中心，2015年10月29日，http://news.zol.com.cn/548/5485731.html。
[18]雷蕾：《阿里巴巴收购〈南华早报〉图的啥？今后如何发展？》，人民网，2015年12月16日，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5/1216/c40606-27934254.html。
[19]谈克华：《权力视阈内的技术》，《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27卷第2期，第26～31页。
[20]郭芝叶、文成伟：《技术的三个内在伦理维度》，《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27卷第5期，第41～45页。
[21]谈克华：《权力视阈内的技术》，《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27卷第2期，第26～31页。
[22]Jin, Jianbin, Meng, Fanxin, Chen, Anfan, Shi, Lin & Wang, Tao , "Mapping the evolutive trajectories of China's digital divide: A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 In Massimo Ragnedda & Bruce Mutsvairo (Eds), Digital Inclus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8, pp. 75-94.
[23][24]谈克华：《权力视阈内的技术》，《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27卷第2期，第26～31页。
[25][26]［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李旭、姜丽楼、王文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7页。
[27]韩维正：《算法也有价值观》，人民网，2018年4月13日，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413/c40606-29923224.html。
[28][29]喻思南、吴月辉、刘诗瑶、谷业凯、冯华、余建斌：《被劫持的不只是浏览器主页——手机App过度索取权限何时休》，《人民日报》，2019年5月21日。
[30]［美］凯蒂·菲茨帕特里克：《监视资本主义的兴起》，周孟瑶译，见公众号经略（微信ID：jingluewangkan）。
[31]师文、陈昌凤：《新闻专业性、算法与权力、信息价值观：2018年全球智能媒体研究综述》，《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6卷第1期，第82～95页。
[32]宁南山：《读〈美国陷阱〉与华为案思考》，新浪财经，2019年5月27日，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9-05-27/doc-ihvhiews4820845.shtml。
[33]谈克华：《权力视阈内的技术》，《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27卷第2期，第26～31页。
[34]所谓长臂管辖（Long Arm Jurisdiction），源自美国的一个法律用语，是指“当被告人的住所不在法院地州，但和该州有某种最低联系，而且所提权力要求的产生已和这种联系有关时，就该项权利要求而言，该州对于该被告人具有属人管辖权，可以在州外对被告人发出传票”，见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8%87%82%E7%AE%A1%E8%BE%96/21498484?fr=aladdin。
[35]方兴东：《战略觉醒和战略形成——中美科技战复盘小结》，博客中国：方兴东观察，2019年6月10日，http://fxd.blogchina.com/595351176.html。
[36]刘永谋、兰立山：《大数据技术与技治主义》，《晋阳学刊》，2018年第2期，第75～80页。
注：图片来自网络
原文责编：马冰莹
视觉：王嘉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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