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和类人猿有共同祖先”这一推断是简单的因果和意图推理。早期人类的推理是递归结构的，这使得它们能够进行并解释合作交流行为，尽管这种行为可能仅仅只是伸出一个手指。但是现在，现代人类的语言交流为推论和推理打开了全新的大门。我们现在具有了形式推理（formal inference）和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的能力，交流者可以从客观、规范的角度反思外部交流工具（communicative vehicles）。对他人的推理和辩护（以及对自己的内部推理），有助于个体将多样的概念联结起来形成独立的推理网络。
言语推理 不同语言学习俗所指对象的分层关系是习俗化（conventionalization）过程中的一部分。于是，每个人都明白人们只对一种特定的动物使用“羚羊 ”这个词，而“动物 ”这个词则可以对所有动物使用，羚羊只是其中一种动物。据此我们就可能进行形式推理：如果我们知道一只羚羊在山顶上，那么我们就知道有一只动物在山顶上（但反过来却不成立）。形式逻辑（formal logic）的早期发展是建立在形式推理基础上的，在当代概念角色语义学中，形式推理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
样重要的是，我们都明白我们知道一个交流者可以选择用词，这就引出了格赖斯（Grice，1975）的语用推理：如果我将某人看作“熟人”（acquaintance），那最可能意味着我们并不是朋友——因为如果我们是朋友，我会使用“朋友 ”（friend）这个词。这些含义和相应的推理可能也只是因为有效的选项是群体共同的文化基础，因此，我们能够一起疑惑为什么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习俗的语言交流使新的推理类型成为可能。
此外，语言交流和语言习俗（linguistic convention）的任意性，让现代人类可以使用语言外显地表达一些在早期人类的自然手势中不容易表达的概念，如意图状态和逻辑运算。基于这样的假设，在个体使用外化行为向他人表达自己思维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思维——因为只有这样个体才能从他人的视角出发，尝试理解他人的观点。语言交流使得现代人类能够拥有更多能够反思性思考的新概念。重要的是在一些情境中，正如现代人类自己的反思性思维一样，他们不仅仅会从自己的角度思考，或只从他人的角度思考，也可以从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进行思考。
反思性推理 合作性争论是一个特殊的谈话情境，在其中我们尝试针对一种行为或信念进行群组讨论。我们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下定论、寻求真理，也需要使用推理和判断支持这些定论，这也就将大家认为是正确或者可信的事物联系起来。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将现代人类各种概念化、命题式的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使其在“信念网络”（web of beliefs）上联系更紧密、更易被推理，网络上的每一个元素均能够从与其他元素的推理关系中获得意义。这种联系性是成为一个完全理性动物的关键成分，作为完全理性个体的我们，“了解自己”的整个概念系统，在这个概念系统中命题式思维涵盖了对各种命题的推理和判断（例如，在争论中，它们可以作为彼此的前提和结论）（Brandom，2009）。
此外，现代人类开始参与这类合作性争论时，表明他们接受了规范的存在。这些规范使得做出某些行为的个体将会被无视或排除出群体的决策过程，如反驳每个观点、在辩论过程中改变立场或者认为单一的定论同时是对或错的个体。合作性争论的过程是特殊的语言博弈，其中人类的理性规范逐渐影响了所有那些想要在集体决策（如政治、审判和认识上的决策）中发表意见的个体。
所有这些规范都可以被内化。简单来说，内化是指对于个体来说，无论是作为交流者还是作为接受者，个体做出的一个交流行为中就包括了保持“另一个”到“客观”的可理解性、合作式参与等规范标准。其造就的内在对话（internal dialogue）是人类思维的一种重要类型（Vygotsky，1978）。当交流情境是合作性争论时，争论中的论证和判断就是当前得到内化的内容。个体可以给自己一个普遍性判断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自己会像现在这样思考，因此，他会通过其他概念化普遍认可的推理关系来确定自己的概念化过程。获得信念网络与人类灵活地使用这一网络的能力，是进行个体推理的能力基础。
此时，现代人类的推理，不仅是类人猿那样想象因果和意图序列，也不仅是早期人类的视角化和递归化，而且包括了使用语言习俗的新推理，以及反思自身思维的新形式，其中包括内在对话。当这些过程出现在特定合作性争论情境中时，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推理（reasoning）。因此，在文化群体的规范标准背景下，现代人类有时能够进行一种合乎逻辑或反思性的推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