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类会同时从多个视角认知表征各种情境和实体，随后他们就将指示性和象征性交流行为中关于情境和实体的特定视角暗示或象征化表达出来。现代人类开始借助那些中立于行动者的习俗、规范和制度，与不熟悉的他人进行合作和交流，因此他们建立的认知模型和模拟的视角涉及不只是特定的他人，而是一般的他人或是更大的群体。许多年以来，群体都作为整体以特定方式视角化和系统化经验，具有语言习俗的个体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会将这种方式具体呈现出来，因此，这种客观化的表征似乎是必然的结果。这一新的社会性操作的方法，让认知表征具备了三种新的重要特征。
习俗化 在生命历程中，现代人类个体第一次以习俗语言的形式“遗传”了一种文化构建的表征系统，包括结构化地存储由祖先发现且在与他人交流中有用的概念。言语习俗（linguistic conventions）在群体的共同基础下共有，由于人类的群体意识和一致性（从众），他们可以规范地被训练为用“社会标准”（community standards）来约束语言的使用。尤其是对语言获得期的儿童，这似乎表明个体言语规范的作用是先天存在的。
此外，言语规范的任意性创造或至少促进理解一些高度抽象概念的能力，如公正（justice）或勒索 （blackmail）等概念不是系统化一个分类集，而是系统化的主题或叙事性的实体。在不同情境中，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也会将相对具象的概念变得更加抽象，如开（open）或打破（break）。更重要的是，由于习俗化的特点，言语习俗及其相互关系使得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外显地表征具象化的概念，如小羚羊 （gazelle）、动物 （animal）、晚餐 （dinner）等。由于从个体自身工具性行为经验得到的概念与使用语言习俗构造的概念存在差异，这些具象化的概念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从早期希腊人到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9] 都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
命题式 现代人类开始以一定样式（in patterned ways）的组合形式使用语言习俗，将抽象的语言结构创造为各种语言完形（linguistic gestalts）。很多语言结构将整个命题概念化，二阶符号（second-order symbols）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使用二阶符号的内部结构完成这个过程。命题水平的语言结构是视角性的（如积极vs.消极），其中一个元素（主语）提供了一个进入概念化情境的视角切入点。而语言结构的抽象化让构建概念组合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可以向自己表征各种想象的实体和情境，从幸福的太阳到月亮里的人等。语言结构为各种隐喻表征提供了可能，隐喻表征的类比结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如一个想法“破坏”（undermining）另一个想法、各种活动“吃掉了”（eating up）我的课余时间。在语言结构上将各种交流动机和态度外化，有助于客观地建立关于经验的观点，它认为与事实类似的命题内容应该独立于任何特定个体的愿望或态度。
现代人类也可以使用这些语言结构做出断言，这些断言可能是关于特定偶发事件，也可能是关于一般性事件或某类事实，人们可以确保这些断言客观真实，尤其是在强调规则（“人们不会在公共场合这么做”）和教学（“这是这样运作的”）的时候。这种一般性可能缘起于断言背后的规范性“群体声音”（group voice），并赋予它超越个体的客观性。
“客观性” 早期人类生活的世界中包含了不同个体的观点。现代人类也是一样，但同时在群体意识的文化背景下，还出现了一种由全世界共同创造的实体，如与婚姻、金钱和政府相关的习俗、规范和制度等。这些实体在个体亲身经历前就已经存在，它们的存在也不依赖于任何单一个体的想法和愿望，就像是物理世界一样，是一种“已然存在”（always already there）的状态。此外，这种集合实体（collective entities）预先设定角色，其中任何主体理论上都可以无缝衔接。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角色又会创造出新的事实，如总统和金钱，我们已经看到了它们真正的作用。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个体需要能够采用中立于行动者的评价的视角来看待事物，一种特殊的“先验的”视角构成了这个客观的世界，并验证个人判断的真假和正误。
作为一个现代人类，个体要建构自己关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模型，仅使用简单的因果和意图推理是不足够的。为了解释行政和婚姻等问题，除了语言和文化，他们还需要理解由一些集体协议（collective agreement）创造并由集体规范判断保留下来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一些新的有关集体现实（collective realities）的概念，超越单一个体和多个个体的想法和态度。构建这样的模型自然会导致类似真实 、正确 之类的判断，但这些判断并非源于个体自身，而是来自文化背景中超越个人的、“客观的”观点。言语表征（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尤其是断言这种区别于第二人的态度（second-personal attitude）和一般命题内容（例如“我觉得在下雨”）的表征，在于它只额外增加了更多的客观性和具体性。因此，现代人类将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集体化”，并据此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模型客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