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社会生活会经过习俗化成为集体文化实践、规范和制度，现代人类也会约定俗成一些自然手势，使之成为集体性语言习俗。早期人类自发性的自然手势，对于他们协调众多合作活动是很重要的，但是约定俗成的手势和发音，也就是那些只有成长在我们文化群体中的个体才熟知的手势和发音，使得与群体中的成员交流和社会协作更能脱离情境，形式也更灵活，即使是与那些我们从未互动过的人交流协作也是如此。
朴素地看言语交流的本质，个体会假定使用语言时不需要考虑交流协作的意图，也就是说，我用语言表达了我的意图，而你需要解码这一意图，就像是电报使用莫尔斯密码运作一样。但事实上，这并不是言语交流发挥作用的方法（Sperber & Wilson，1996）。例如，平常说话用的大部分词都是代词（他、她、它 ），指示词（这里、现在 ）或者专有名词（John、Mary ），这些词的参照对象并不是什么密码书，而是很多非言语的共同概念基础。而且，我们日常的谈话中有很多看似不连贯的对话。比如，我说，“今晚想去看电影吗？”你说，“我明早有个测验”。如果我要理解这个回答代表着“不去”，那么我必须有这样一个背景知识：测验是需要事先准备复习的，一个人是不能同时学习和看电影的。这个背景知识使得我意识到，你今晚是不会和我去看电影的。
所以，言语交流中最基础的思考过程，同第三章所探讨的指示和手势语是一样的。在信息性的言语交流中，我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所以我会把你的注意或者想象力引导到某一情境中（我的引导行为），希望你可以明白我想要你知道的事情（我的交流意图）。然后，基于我们两个的共同知识基础（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文化的），你会考虑到我想要你注意到的情境，来假定我的交流意图可能是什么。因而，我可能会走进你的办公室，说：“今年夏天，莱比锡市会有一个为期两个月的网球夏令营。”你可以很好地理解我的这一指示性行为，但是你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突然想起来，我们上个星期一起探讨过你的孩子假期可以做什么，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件事情了。如果我能预计到这一过程，那么为了成为一个有效的交流者，我需要提前模拟你可能的推理，并根据我的交流目的来制定自己的指示性交流，就像是指示和手势语那样。例如，我预计到如果我只说“网球夏令营”，而不提“今年夏天”，她可能会认为我是为了她而不是她的孩子而告诉她网球夏令营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会考虑到她会如何考虑我的交流行为。
毋庸置疑，交流习俗相比于指示和手势语，虽然多了很多清晰的语义内容，看起来会让交流行为变得更简单。但实际上，两人如果要成功地对复杂情境进行交流，仍需要进行一定的模拟、推理和思考。另外，言语交流不仅与自发的手势交流有一些最基础的共同过程，还能为人类的思考提供更强有力的新资源。我们接下来会从四个部分对此进行探讨：
（1）继承来的交流习俗（communicative conventions as inherited conceptualization）；
（2）具有复杂表征形式的言语结构（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as complex representational formats）；
（3）谈话和反思性思维（discourse and reflective thinking）；
（4）共同决策并给予原因（shared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giving of reas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