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限情况下，有些文化习俗活动会变成成熟的制度。很显然，这个分界线是很模糊的，但是基础的先决条件是，这种文化实践不是个人的活动，而是有些合作的感觉，其中有很清晰的、互补的角色。但是，区分文化制度最关键的特征是，必须包含某类社会规范，其不仅能调节现存的活动，还能创造新的文化实体（规范不仅是管制型的，还必须是制定型的）。例如，一个群体可以通过简单的内部讨论，来决定接下来去哪里旅游、如何筑造防御设施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如果很难做决定，或者在多个联盟之中混战，那么群体就必须制度化这一过程，使之成为某类管理委员会。创立这种委员会，会使一些正常个体拥有一些超常的地位和权力。那么委员会可能会任命一个领导者，并赋予其做这类超常事情的能力，如把个体从群体中驱逐出去。这时候，委员会和领导者就是文化的产物，群体赋予其权利和义务，也可以将其夺回，使委员会和领导者回归到普通人。制度中的角色很显然是中立于个体的，因为理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扮演任何一种角色。
塞尔（Searle，1995）已经明确了这一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首先，群体中的成员会达成某种共识，如都同意某人成为领导人。其次，必须存在某类象征性能力，以满足塞尔的著名公式——“只有在C情境中，X才能被当作Y”（只有在做群体决策时，X才能算作领导人）。与此相关的，应该有些实物的象征来以一种公开的方式造就一个新的地位，如皇冠、权杖、总统徽章等。事实上，制度的公开性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没人能够在如此明显的象征前表示自己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新的制度和行政官员会公开其新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隐秘地进行。个体是不能在某个政府官员刚刚就职时，就忽略其身份地位而对其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类似地，正式的、书面的规定和法律认为：他们的公开性意味着，没有人能够以不知情为借口而摧毁他们。
拉克兹和托马塞洛（Rakoczy & Tomasello，2007）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模型来理解文化制度，就是规则游戏（rule games）。当然，个体可以在跳棋盘上以任何他喜欢的方式，来移动任何一块像马一样的木头。但是如果一个人想玩国际象棋，那么他就必须知道这个像马一样的棋子被称为骑士，而且只能以特定的方式移动，其他棋子也必须以特定的方式移动；而如果要赢得比赛，必须使棋子摆成某种样子。这些棋子被规范或规则赋予了其自己的地位，而这些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玩它的人遵守这样的规则。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文化地位功能之所以会出现，是年幼的儿童一起假装了什么，如假装一个棍子是蛇。这样做就为创造新的地位提供了实际的基础，因为这种制定是社会性的，是与其游戏玩伴公开达成一致的（Wyman et al.，2009）。重要的是，尽管这种假装的能力是演化而来，但早期人类创造这种假装现实的方法，是通过模仿他人而来，而不是具有群体意识和集体性的现代人类文化所创造的这种规范性。
当前最重要的一点是，现代人类世界中存在社会或制度性事实。这些是关于世界客观存在的事实：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美国的总统，我口袋里的钱是20欧元，一个人把对方将死了就可以赢得棋局的胜利。与此同时，这些事实是与观察者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由社会群体中的个体所创造的，因而也很容易被消除或终止（Searle，2005）。只有我们同意，奥巴马才会是总统；只有我们如此做，欧元才是法定货币；国际象棋的规则理论上是可以随时改变的。而社会事实最特别的是，它们既是客观上真实的，又是社会所创造的，也就是说，它们既是客观化的，又是物象化的。事实上，如果个体给5岁儿童一个客体，什么也不说，那么儿童很快会以自己的方式来玩这个东西，而且会和新的玩伴一起用这种方式来玩它，就像它本该如此一样，也正是所说的“一个人必须先做”“那么它就是这样了”（Goeckeritz et al.未出版手稿）。有了成人的教导和规范的强化，这里的“必须”就意味着这是客观现实了，而且独立于任何人的观点或者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