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类小范围的合作觅食是一种暂时稳定的适应性策略。根据托马塞洛等人（Tomasello et al.，2012）的假设，其最终会因为两个本质上的人口因素而失去平衡。
第一个因素是与他人的竞争。这就意味着，这些组织松散的合作者必须形成一个适当的社会群体，以保护他们的生活免于侵略者的入侵。早期人类的这种松散的社会群体，在压力之下，会转化成为一个凝聚的合作群体，这个群体有共同的目标——群体的存活（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需要与其他人合作来进行觅食和战斗），同时为了这个共同目标，群体内会进行劳动分工。就早期人类的小范围合作来说，这意味着群体成员是有动机来帮助他人的，因为他们现在始终是与他人相互依赖的：“我们”必须共同与“他们”竞争，以免受“他们”之害。因而，个体开始将他们自己理解为特定社会群体的一员，有着特定的群体身份，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这种理解是基于整个群体都具有的“我们”这一意图性。
第二个因素是增加的人口规模。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人类倾向于分割为更小的群体，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部落组织；部落组织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其中每一个都是单一的超群或者说“文化”。这意味着，辨认其他人是否属于自己的文化群体就变得非比寻常了，当然，我们也需要确保他们能认出我们来。这种双向的识别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文化群体中的成员，才可以与其分享技能和价值观，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当代人类有多种标识自己群体身份的方法，但最原始的方式主要是行为上的：如果个体说话像我们，像我们一样准备食物，和我们用相同的方式捕鱼，也就是说与我们分享共同的文化实践，那么这些个体很有可能是我们文化群体中的一员。
因而，早期人类的模仿技能变成了现代人类积极地与群体内的陌生人进行更有效的协调活动，积极地显示自己的群体身份以使他人挑选自己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可信赖的合作者。教导他人做一些事情，尤其是教孩子，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在群体中发挥作用，并且这一过程使这个群体更一致。教导和遵从会导致累积性文化演化，也就是所谓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Tomasello et al.，1993；Tennie et al.，2009；Dean et al.，2012）：文化实践会一直保持不变直到某一个体发明了一些新的、改进的技术，进而教给别人使他人遵循，直到再有新的发明出现，从而推动其继续向前迈进。托马塞洛（Tomasello，2011）认为，类人猿的社会并不会出现这种棘轮效应或者说累积性文化演化，因为他们的社会学习是基于掠夺性的，而不是人类的这种通过教导和遵从而表现出的合作性。正是这种棘轮效应，使得个体不会倒退。
现代人类的这种群体认同不仅在空间上外延到了组内的陌生人中，还在时间上外延到了群体的祖先和后代之中：这就是“我们”通常做事情的方式，也是“我们”是谁的一部分。随着文化实践在代际间合作性地流传下来，即成人教导、年轻人信任甚至遵从，这种累积效应的结果就是，“我们”变成了我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都认同的不朽文化（正如早期人类都致力于其不间断的、小范围的合作那样）。人类因而不再只是组织松散的合作者，他们成了自我认同的文化，拥有自己的历史。再次，我们并不关心这一切究竟是何时发生的，但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分界点就是晚期智人 （homo sapiens sapiens）的出现，也就是所谓的现代人类，这一切大概开始于20万年前。
人类开始认为他们的群体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个体组成的“我们”，也就是说，人类认同他们的群体，这是一个已经确定的心理事实。最基本的是，人类是有内群体/外群体这一心理的，而这很有可能是人类所独有的。很多研究表明，人类在所有方面都更喜欢内群体，而且他们更看重自己在内群体中的名声（Engelmann et al.，in press [1] ）。而且，人类不会像猿和早期人类那样，把外群体成员看作陌生人，而是把他们看作异乡人，并且常常看不起他们。或许，群体认同最显著的现象就是群体性内疚、羞愧和自豪。如果个体所在群体中的一员，做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如果这个个体也会这么做的时候，该个体就会感到内疚、惭愧或者自豪（Bennett & Sani，2008）。当代社会中，在同一种族、同一语言环境、集体责任制中，都会看到这种群体认同与群体性内疚、羞愧和自豪，甚至在某个球队的球迷之中也会看到这一现象。目前就我们所知，类人猿和早期人类都是完全没有这种群体认同感的。
因而，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大以及人们与他人的竞争，人类群体中的成员开始将他们自己以及群体内的成员（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现在的还是过去的），看作一个大型的、相互依赖的合作性活动的参与者，而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整个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得以生存和繁荣。群体成员最有可能通过特定的文化活动而被认同，因而教导和遵从群体的生活方式就成了这一过程中十分关键的一部分。这种新形式的群体意识造就了人类社会生活的集体化，在整个群体中形成了文化习俗、规范和制度，而这些再一次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