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医教育的反思
古代中医成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家传师授”，一条是“由儒从医”。
第一种成才的学习方式，多“由浅入深”，学生年龄小，起点低，老师确定几本入门书，诵读几年，即跟师坐堂，白天看病，晚上讲解，还要学会认药、尝药、抓药、采药、制药等，以增加感性知识。
这种口授心传的收获最大，医理紧密联系临床，成才周期迅速。
学徒式中医教育的缺陷在于，低龄的学徒虽然记忆力好，但一般文化素质偏低，知识面不广，如果老师本身的理论修养不深或临床经验不丰富，或教授不得法，都会影响到学生的成才。
因此，老师的素质如何，学生是否勤奋，往往是决定能否成才的关键。
第二种成才的学习方式为“高屋建瓴”。学生年龄较大，古代人文知识素养较高，对中医的基础理论和思维方法容易接受，可以通过自学读懂中医，古人形象地称为“秀才学医，笼里捉鸡”。
这种儒生一旦摆脱书本的束缚，投身于临床，往往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明代著名的大医学家张景岳年轻时靠自学，40岁以后才从医，并没有家传师授的背景。
被后世称作“妇科圣手”的清人傅青主，在政治、哲学、书法方面的声名比医名毫不逊色。这样的例子在古代医家中并非少数，说明古代文化修养在中医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古代中医人才培养的以上两种模式，与中医学科的特点密切相关。中医是一门“复杂性科学”，既需要哲学的思考，又需要临床经验的积累。
中医很看重经典著作的学习，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人文科学的认识论，早已在其他学科不复存在，却完整地保留在中医的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中，并且仍然在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中起着重要指导作用。
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主要靠四诊合参来收集人体信息，因而观察领悟、经验体会，对于一个中医临床医生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中医教育的关键，在于抓好两个重要环节，其一是加强古代人文知识的学习，目的是为学好中医经典著作打好基础，从而能够深刻领会和牢牢掌握中医独到的方法论。
其二是加强临床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因为中医的生命在于临床，能不能培养出大批能看病的中医人才，是衡量中医教育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
目前中医院校招收的学生，虽然具有一般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但是对于学好中医所需要的中国古代人文知识素养显然不够。
中医院校的教师队伍，大多数是直接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虽然具有硕士、博士的高学历，但是其本身的中国古代人文知识素养不高，又缺乏长期临床实践的历练，怎能把中医的经典著作讲好、讲透，有何经验体会传授给学生呢？
故在对学生“因材施教”的同时，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也极其重要。
然而，几十年来中医教育改革始终没有紧扣以上两个环节，没有针对学生与教师双方面的素质培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因此导致许多失误。
这些失误最典型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缺少中国古代人文科学知识方面的课程；忽视中医经典著作的教学，或中医经典教学的质量差，
还有，西医课程安排得不科学、不合理，对中医教学冲击很大；临床实习难以找到真正的好中医大夫进行带教传授，学不到中医看病的真本事。
中医教育的改革，只要高层决策者真心为中医事业的未来着想，为中医学子的前途着想，抓到了问题的关键，要解决并非难事。
在笔者看来，即使是“师徒相授”这种个体之间经验传承的人才培养方式，如果充分利用视频设备，在现代化教学中同样可以大规模拓展和推广。
笔者曾经撰文建议，每个中医院校可以选定几个有真才实学、看病疗效好的名医，在其诊室安装视频探头和其他先进视听设备，名医坐诊时，打开几十、几百个屏幕，让立志成为名中医的学生自由观摩。
诊余时，尚可组织名医与学生一起讨论。这是解决名中医难找、带教老师不足、跟师坐诊的学生有限几大难题的一项可行措施，如哪个院校能够坚持几年，从这个院校定能走出几百个能看病的青年中医。
中医教育改革，需要有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全国几十个中医院校，应该有人站出来，像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办“国学院”那样，试办一所“国医大学”或“国医学院”。
第五，中医临床的反思
中国古代，在药店坐堂是中医治病的主要方式。1950年代，仿照西医医院的模式，各地开始建立专门的中医院，这是当时政府为了提高中医的地位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用心是好的。
现在全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中医院，但大部分经济效益不好，远不及同级的西医院，因为建立现代医院的方式，并不适合中医。
近现代西医之所以要建立大规模的综合医院，第一是因为西医的分科越来越细，大部分西医只擅长治疗某一科的疾病、甚至某一科中的某一种病，因此，需要以医院的形式，将众多具有专门特长的各科医生集中在一起。
第二是因为西医需要进行各种检验和仪器检测，越是先进的仪器越是价格昂贵，一台昂贵的仪器，必须集中使用，各科同用，才能很快地收回成本。
中医则不需要建立综合性医院。因为一个真正的中医，诊断疾病主要靠望闻问切，而不是靠仪器检测。
四诊虽然是古老的，但决不是落后的，这是一种信息处理的手段，从古到今的中医医疗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笔者不反对参考西医检测的结果，而是认为一个中医医生，不应当像西医那样依赖仪器检测，应当发挥本学科独立诊断的能力。
中医也不能像西医那样分科分得很细，这样容易失去整体的把握。古代的中医多数是全科医生，以内科为主，兼治其他科疾病，当然也有专门的妇科、外科、儿科、骨伤科，这都是大科，不能再细分了。
因为中医的理、法、方、药是统一的，各科通用的，宏观把握、整体联系是中医的长处，至今那些中医诊所和药店坐堂的中医还维持了这一传统。
但现今正规的中医院，却一概仿照西医院的模式，倚重仪器，分科很细，失去了宏观把握、整体联系的中医优势和特色，变成中不中、西不西的医院，由此遭遇尴尬。
因为中医院要想同西医院比设备，拼手术等西医擅长的技术，很难成为对手。而老百姓若想看中医，同样很难在西医化的中医院找到几个看病疗效好、开药便宜的“纯中医”。
笔者认为，真正适合于中医发展的，不是大型综合性医院，而是个体化、个性化的小型诊所。
这样的中医诊所，基本不作西医的检测，只治疗中医有特长的疾病，在学术上独立，能够真正发挥中医的优势。
由于不需要购置昂贵的现代仪器设备，不需要养医院，故收费低廉，特别适合于在农村和社区大量普及。
这是一件于国、于民、于中医都有利的事情，国家应当把发展中医诊所作为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项战略决策来看待，大力提高基层中医防治疾病的水平，只要技术过硬，中医诊所就不会有生存危机。
此外，与中医临床紧密相关的管理，也存在着某些失误。对中医中药进行规范化管理，是必要的，但是一概采用管理西医、西药的模式，则限制了中医事业的发展。
例如，药店坐堂是几千年来中医看病的传统形式，医政管理部门却以担心医生销药予以取缔。
丸散膏汤是历代中医根据不同病情设计的几种剂型，药政部门则只准开汤剂，不准医生根据处方制成其他剂型，否则判以“非法制药”。
很多中药有一定“毒性”，例如生附子、生乌头、马钱子等，用之得当，往往又是起死回生的大药，药政部门不准药店药房备药，临床医生畏法不敢大胆使用，致使中医大量治疗危急重症、疑难大病的有效处方束之高阁。
这些不当的管理措施，抹杀了中医的特点，束缚了中医的手脚，降低了中医治病的疗效，阻碍了中医临床的发展。
总之，中医事业的衰落已有半个到一个世纪，是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式微所造成的，既有政策层面上的不当，认识方面的误区，也有中医队伍内部的原因。
所幸的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已经发现了中医问题的失误所在，一系列振兴中医改革措施正在全国酝酿进行之中，然而，中医失误的纠正，还需待以时日。
中医事业的衰落，当代中医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自己首先应当进行深刻反省。
邓铁涛几年前提出要培养一大批“铁杆中医”，来振兴中医事业；朱良春引用宋代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激励中医一代传人。
只有中医队伍自己，特别是高层决策部门能够进行全面、深刻、彻底的反思，不掩饰真相，不回避矛盾，把导致中医衰落的真正原因找出来，中医的改革才会有实效。
只有靠一批又一批淡泊名利、深深扎根于临床的“铁杆中医”，无怨无悔地担负起历史责任，中医这门“绝学”才有振兴的希望，才能为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伟大贡献。
来源：传承中医
编排：安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