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地官员的责任如何界定？
这个看似非常复杂，其实也很简单。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瞒报？从目前看，存在瞒报行为是逃不掉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当地政府官员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知道疫情的存在，从而开始瞒报的，又是什么时候截止的。这些是其责任大小界定的关键问题。
正式公认的最早发现该疫情的是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她是在2019年12月27日早上从前一天26日收治的3位病人症状上发现异常。至27日下午发现有4个肺部表现相同的病人，其中3人是一家人，一个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当日，张继先就向院领导及相关部门做了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28、29日门诊又陆续收治了3名同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张继先敏锐地意识到情况不对，她再次向医院报告了病人的收治情况。院领导决定召开多部门会诊，并再次向区里和市里进行了报告。12月29日下午，医院召集了呼吸科、院感办等10名专家，对这7个病例进行了逐一讨论，影像学特殊，全身症状明显，实验室检查肌酶、肝酶都有变化。专家们一致认为，这种情况确实不正常，要引起高度重视。当与其他医院同行沟通信息时，了解到同济医院、协和医院也有相同症状的病例，留下来的地址也是华南海鲜市场后，医院立即向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29日，省卫健委疾控处和市卫健委疾控处当天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30日发出《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而这份通知被人传到网上，并被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看到，连夜上报并开会决定第二天派专家到武汉。
在《发哨子的人》一文中，中心医院的艾芬说“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艾芬在谈2019年12月16日中心医院的第一个病例时没加任何更多的说明，她也不会认为16日中心医院接到这个病例后没有直报存在责任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包括中心医院在内的其他医院没有最先发现并上报这个疫情。因为在12月27日张继先正式上报之前，中心医院只有一例病例。在此之前，其他医院也有零星的病例。让艾芬耿耿于怀的，只是12月31日早上被“前所未有的严厉训斥”，并且至今没有任何说法。
华生教授在其系列文章中极力想证明在2019年12月中旬之前，甚至12月1号，武汉当地政府领导就已经知道这个疫情了，他们应当在12月10日，最迟15日就应当直报的，但却“精心”隐瞒了疫情。《让事实说话——我们要从这次疫情真正总结什么》中是这样表述的：“这次疫情即使按武汉市卫健委12月31发的通报，武汉12底之前发病例已经达27例。武汉市有关如果早就每天申报了，那么，12上中旬就会引起中国疾控中关注，最晚12月13日前后病例达5例时，北京就必须派去核查。真这样的话，就如高福所说，只会有病毒，哪会闹成这么大的疫情？”
但是，必须清楚一点，在12月31日左右被认为武汉总共有27个病例，是分散在不同医院的，按照规定3例必须直报的要求，直到12月底，绝大多数医院都只有1、2个病例，他们难以察觉到这是一个新的疾病。张继先之所以能够首先察觉到，一是她参加过SARS抗疫经历，有经验并且警惕性高，二是她正好连续在三天内遇到7个病例，她一个人遇到的病例数就占了当时武汉所遇到全部病例的近三分之一。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她所在的中西医结合医院距离华南海鲜市场非常近。在12月中旬之前，疫情应当主要是在整个武汉市各处零星的传播，这样武汉市内分散到各个医院就诊的病例总数虽然可能超过5个甚至10个，可是对应每个医院只有1、2个，他们怎么确认这是一个群发的新疾病？但在12月中旬或更早一点情况发生了变化，疫情传到了华南海鲜市场，并在这里呈现爆发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在12月26日开始，只有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突然间成规模地接收到病例了。
当然，人们会说12月底的27例总数只是表象，真实的病例当时很可能远远超出这个数字。这个判断我完全赞同，但是当时很多人、尤其轻症的人自己都以为这只是普通感冒，并且出现一段时间症状后自己就好了。病人自己包括医生都不知道，当地政府领导怎么那么神仙提前就知道了呢？华生教授在文章中也极力想证明分散在不同地方进行基因测序，也是当地领导提前统一精心安排的。但从最早病例提供样本测序的时间点看，基本上都在26日左右。在此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当地政府领导精心设计隐瞒的空间。
华生的《一个“深喉”引发的冤案与……——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三）》一文中这么说：“由此也再一次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即武汉和湖北方面根本不是如他们一直公开声称的，他们是29日或者最早是27日才第一次接到关于非不明原因肺炎的报告，而实际上是在更早之前。
他们不仅早在‘第一时间’，即12月10日左右，就应该知道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已经达到国家网络直报的门槛，知道12月15日之前就应该进一步申报病例，提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们前来进行现场查核。特别是12月20日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决定让各相关医院，避开整个国家卫健委的系统，不约而同地向不同的省市和不同的公司，递送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标本去检测，根本不是有人为他们狡辩的所谓医院的‘常规行为’——对于武汉这样医疗资源极其雄厚、医疗水平居全国先进行列的大都市来说，他们会‘常规’地遇到自己识别和诊断不了的‘不明原因肺炎’吗？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武汉乃至湖北疾控和卫健委指挥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 我反复地、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看过华生教授这个系列文章，以及系列（三）中该文此处前后文字，生怕其他转载的有修改，最后都是在他个人微博上直接看的。
我认可他在系列文章中对高福院士几乎所有的辩护，也感谢他收集到的很多事实。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找不到他是怎么证明和做出“当地政府远在早于12月27日前知情”判断的客观依据。而这一点，才是所有瞒报事实澄清，以及进行追责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关于“第一时间”的说法，在该文的前面是这么说的： “第一财经记者31日早间拨打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热线12320。12320热线工作人员回应说，‘武汉市疾控部门第一时间前往救治采集患者标本，具体是何种病毒仍在等待最终的检测结果。’”但当地区疾控中心是27日第一次接收上报，29日再次从张继先她们那里获得更详细的正式上报。27日获得上报后第一时间就开始采集样本，于30日送交当地P4实验室。12320说的第一时间是指27日，最迟是30日。
华生教授认为样本送到多个不同实验室去检测是当地政府精心安排的，“特别是12月20日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决定让各相关医院，避开整个国家卫健委的系统，不约而同地向不同的省市和不同的公司，递送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标本去检测，根本不是有人为他们狡辩的所谓医院的‘常规行为’。”这实在难以解释，如果要保密和隐瞒，应该交给一个关系最好，靠得住的实验室。送给一大堆不同省份、不同的实验室，是为了隐瞒却又怕知道的人太少吗？事情其实很简单，检测是要给钱的，不同医院，甚至同一医院不同部门都有自己的关系户。有“生意”有“业务”当然得交给自己关系好同时价格又便宜的公司做了。作为经管学院院长的华生教授，对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华生教授不断在文中强调他们要求检测的单位保密，以此暗示“想隐瞒”的行为。这个要找到证据真的是很容易的，因为签检测合同时一定有保密协议或保密条款，但有哪个商业合同不签保密协议和保密条款的呢？作为经管学院院长的华生教授不知道这一常识吗？事实情况是事情公开后，曾经检测样本的单位谁都没保密，因为情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已经属于不可抗力出现，即使签了保密协议也不再有效，他们都抢着要显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做过的工作，因此都极力想把自己做工作的时间往前说，恨不能证明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者，而不会是往后说。可是无论哪个参与检测的实验室，时间最早都没超过12月24号。
无论是采访艾芬的文章《发哨子的人》、华生的系列文章、还是其他人的文章，我们都没有发现12月26日前当地政府知晓此事，并且隐瞒的任何确切证据，并且这也不太符合情理。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未来可能会暴露出新的相关证据。如此说来，当地政府在12月26日之前几乎就没有隐瞒疫情的空间存在，那为什么我本节一开始要说当地政府存在瞒报行为是“逃不掉”的呢？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2019年12月27日张继先她们上报区疾控中心之前，整个湖北和武汉当地政府正沉浸在军运会成功举办的喜悦之中，所考虑的问题只是成功举办军运会后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2020年1月10日-17日要召开湖北和武汉政协及人大两会。这个会议不仅要制定以后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发展计划，而且很可能有各级领导人的人事任免。
可想而知，刚好赶在这个关键时候出现这么大的事情，武汉市卫健委领导心里有多么痛苦和胆颤心惊。2019年12月27日接到可能出现SARS的疫情，并且初步一统计汇总就是20多个的惊人数字，无疑是如同晴天霹雳。武汉市卫健委的人作为专业的主管部门，当然深知这个潜在的过错可能会有多么严重，向湖北和武汉主政领导汇报时被骂成什么样也是可想而知的——怎么会让染病人数涨到这么多你们都没发现？整天吃干饭的？又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呢？必须先查清楚，这也就是《紧急通知》发出的原因。这个通知并未标注密级，抬头、也就是文件发送的对象是“各有关医院机构”。这就是一个最大程度在系统内群发的文件，根本就没有保密的意思，所以文件发出的当晚就被传到网上，并被高福看到了。
华生教授的文章中不断埋下“深喉”的伏笔纯属故弄玄虚，这都快写成谍战小说了。类似各部门内的文件一般情况下很少人去关心，可是这样的以“紧急通知”字样在整个武汉市内各医疗机构传达，马上就会引起所有医护人员的注意，本来这个文件也就是会要求传达到所有医院的所有医护人员的。这文件在12月30号刚一发出，特别是当天就与从艾芬处传出去的疑似SARS这样具有爆炸性和社会震撼性的诊断书两个信息合在一起，整个武汉医疗机构、所有医护人员和他们的家人们瞬间就会炸雷了，那还需要什么级别很高的所谓“深喉”。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文件的发出本身就是在一个完全未成熟考虑的情况下做出的。武汉市卫健委的人应当深知此时如果不立即直报是严重违规的，但在上级领导的痛骂下那还敢再提专业意见。况且你要上报也得把情况搞清楚再上报才能不被骂是不是？否则又可能得负“谎报”的罪名。所以，请注意这个文件第一句就是“根据上级紧急通知”，这明摆着是为未来甩锅做准备的。也就是这个在没有先直报情况下发出的、不合流程的文件不是我武汉市卫健委自己要发，而是根据上级紧急通知“要求”发的。
可是就在第二天的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的专家们在前一天深夜被紧急召集乘第二天第一趟航班到武汉，当天做出初步的判断是这个病“传染性不强”，尤其是此时已经有部分基因测序的资料，可以肯定不是SARS。这个信息一出来，武汉市卫健委的人当然得立马汇报给湖北省和武汉市主要领导。可想而知，又是被一痛臭骂：早说嘛，怎么可能一上就是几十个SARS这么倒霉的事情。此时领导的心目中这就是一个大号的流感。所以，2020年1月1日给权威电视台的训诫8名造谣者的新闻稿用词是相当的得意和信心满满，“做出错误的疫情判断（误认为是SARS）也是不对的，其教训是深刻的”。前一天还是从天上掉进地狱，仅仅一天后又从地狱飞到天上了。此后马上要开两会，迎新春、庆祝成绩，主要领导就是要控制住这个大号流感的“小事情”不要影响“大局”。从2020年1月18日第三批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的多次讲话中，明显表达出当时情况有隐瞒，是他强烈质问、并且从广东等其他地区了解到人传人的情况后，才追问出一些真实信息的。钟南山院士在很多公开场合的讲话中，都丝毫不掩饰这些观点。他直陈2020年1月中旬的实际情况比当时公开的要严重得多。这些有公开的权威人士作证人的证词为凭，至少说存在隐瞒行为是有根据的，不是写谍战小说。
从以上有确切证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存在隐瞒问题的主要有两个： 一是2019年12月27日接到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报后没有立即启动直报，而是发出一个盖着红头文件的紧急通知。这个通知的处理方式不符合流程，而且明摆着是给当地政府领导存在瞒报行为自己立下了一个天大的证据。因此，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精心设计的瞒报，而是当时的本地领导在突然接到情况汇报后惊慌失措下的混乱行为。国家卫健委心里真正非常郁闷的事情，就是这个文件根本就不是要对卫健委“隐瞒”，而是根本就没把卫健委的直报流程考虑在内。难怪近来有“卫健委疾控中心”级别太低的抱怨。比被隐瞒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被“直接无视”。
第二个错误就是在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到达武汉后，因为得知“不是SARS”，心里一下又放松了，精力全用在为当时的头等大事两会做准备，把疫情抛到脑后，并且尽可能以“低调”方式处理。这也是让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以及相应的专家组们恼火的地方。
我相信当地政府领导存在瞒报的行为是因为有确切证据，甚至是他们自己立下的天大的证据。但我也相信他们说的只是在12月29日（主事的领导），最早27日（区疾控中心领导）才知晓此事，因为我相信无论处在什么领导位置，他们都是人而不是神仙。
当然，在谈瞒报责任的问题时，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谁应该为没有直报负责任呢？这个事情所有人谈起来心里都会非常痛苦和忌讳，这也是涉及该问题时，所有人都绕来绕去、绕得云天雾地不知道在说谁的原因所在。因为第一个符合直报条件，却又没有直报的单位，正是第一个发现并上报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只有他们第一个达到了超过3例的直报标准，其他医院当时都没达到这个标准。可是现在谁敢去说他们的责任？人家是在最短时间内第一个发现并上报的最大功臣，只是没有直报给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而已。所以，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的人心里何等的有苦难言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为什么没直报？或者不是他们不报，而是有人不让报。或者是他们电脑上的报表还没填完，国家卫健委就行动太迅速、直接来人了。都当面报过了，直报不直报还那么重要吗？反正无论如何，你找不着人家张继先和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问题，况且谁敢去找人家的问题，那还不是自己找死。那么还有人说2020年1月初有直报，而后来有段时间又没有直报了。说这话有一点点良心吗？1月和2月份武汉当地医护人员自己的命全都快搭进去抢救人了，国家卫健委已经来人，在电脑上填报表与救人和保命哪个更重要？所以，追究当时的直报责任问题，认真追到最后，相当程度上会成为一笔糊涂账。
因此，湖北和武汉当地政府存在的瞒报行为，其时间点就是从2019年12月27日开始，到2020年1月18日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当然也是罪过。但从这个分析可看出，显然不存在“如果早一点报，疫情本可以避免”之说。根本不存在提前的客观可能性，撑死了最多也就是提前一、两天的时间。他们的确有可能在2020年1月初延误了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但如果人们坚持要认定完全是因为他们一、两个星期的延误而导致了疫情的漫延，那也太小看SARS-CoV-2这个病毒中的隐身战机能量了。事情的麻烦之处更在于，当地政府存在瞒报行为的时间段，基本上与国家卫健委已经知情（无论是以什么方式知情），并在当地开展工作的时间段几乎是完全重合的。这个隐瞒的责任一定要认真追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追成一笔糊涂账。
那么，当地主事的领导被撤职是因为他们瞒报吗？这是一个原因，不过，在突然遇到这样全新的一个病毒袭击的重大挑战下，出现一个短暂的混乱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都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仙。但是，遇到重大的危机，即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它会让真正具备潜力的人脱颖而出，也会让能力欠缺的人很快显出原形。真正对当地主政领导致命的问题在于，他们在遇到重大危机的挑战时，完全乱了方寸。尤其在2020年1月18日及其后从专家组那里得知疫情的真实严重性，以及封城的建议时，再次从天上被打入更深的地狱后，接近于六神无主的状态。对于非常熟悉的事情处理起来可能还能称得上是得心应手，但对全新的事物，不能快速学习和深入一线获得第一手关键资料、积极通过各种途径寻求真正解决问题办法的毛病就暴露无遗。例如，都已经封城很长时间了，对当地关键资源的口罩产能是多少，当时的日产量是多少的数据居然能说出上百倍的差距。在公共场合一个领导说当地各医院防疫物资非常充足，可完全放心，另一个领导却马上说非常紧缺。这说明时间已经那么久了，他们对最关键性的情况和数据本身完全就不了解，甚至根本就抓不住重点，没意识到哪些是最关键性的情况和要害，这还奢谈什么隐瞒啊？这怎么能让人放心地把抗疫的重任还让他们继续来承担？说他们隐瞒是稍微有点高估他们的能力了。把他们想象成神仙一样的隐瞒者，最多不过说明写文章的人自己能力与他们差不多而已。他们被撤职不是在出现隐瞒问题并被发现的时刻，而是封城之后一个月的时候，这已经充分说明问题了。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国的舆论上出现拼命要无限夸大当地政府瞒报罪过呢？因为其唯一目的就是要掩饰真正的超级瞒报者，整整瞒苦了全世界半年多，直到现在还在隐瞒的政府。人家才有那个瞒报的“本事”！
作者简介:汪涛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理论体系创始人， 历经30多年研究和实践形成科学经济学体系。 上海析易船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浙江宇视科技 顾问 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作品： 《防疫大战与医学革命》（即将出版） 《科学经济学原理——看见看不见的手》 《实验、测量与科学》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 《纯电动：一统天下》 《生态社会人口论》 《通播网宣言》
背景简介：本文于2020年3月18日年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纯科学 （谁才是真正的隐瞒者？——迄今为止对疫情追责问题最深度研究），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