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意识的观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过去的30年里，我一直沉浸在大量与此相关的想法里，同时也有志同道合、最后成为亲密友人的同事相伴。我尤其感谢其中的三位。在1990年年初，我的导师让－皮埃尔·尚热第一次向我提及意识的问题，他说意识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我们可以联手从实证和理论的方向寻找突破口。然后我的朋友洛朗·科昂（Laurent Cohen）给我提供了很多与意识相关的神经心理学案例，还把我介绍给一位当时就读于医学专业的学生利昂内尔·纳卡什，他现在已经是杰出的神经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了。我们一起探索了阈下加工的深度。直到现在，我们的合作和讨论也还在继续。尚热、科昂、纳卡什，再次真诚地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鼓励与陪伴。
巴黎已经成为意识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我的实验室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受益颇多，我尤其要感谢那些和我共享启发性观点的仁人志士，他们分别是帕特里克·卡瓦纳（Patrick Cavanagh）、西德·库韦德尔，杰罗姆·萨克、艾蒂安·克什兰（Etienne Koechlin）、凯文·奥里甘和马赛厄斯·佩西里昂（Mathias Pessiglione）。很多由菲桑基金以及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卓越硕士项目支持的优秀学生和博士后都为加强实验室的实力和创新能力做出了很大贡献。我的博士生包括露西·查尔斯（Lucie Charles）、安托万·德尔·库尔、拉斐尔·加亚尔（Raphael Gaillard）、让－雷米·金、克莱尔·塞尔让、梅拉妮·斯特劳斯（Mélanie Strauss）、林恩·乌里希、凯瑟琳·沃科尼亚（Catherine Wacongne）和瓦朗坦·维亚尔（Valentin Wyart）以及博士后同事特里斯坦·贝肯斯丁、弗洛里斯·德朗热（Floris de Lange）、塞巴斯蒂安·马蒂（Sébastien Marti）、中村仁洋（Kimihiro Nakamura）、莫蒂·萨尔蒂、阿龙·舒尔格（Aaron Schurger）、哈科沃·西塔、西蒙·范加尔和菲利普·范·奥普思托（Filip Van Opstal），非常感谢他们不断地提问，并提供了那么多好的想法。也特别感谢马里亚诺·西格曼，这十多年来我们之间产生了真挚的友谊，并合作得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我还要感谢他慷慨的分享。
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学科和实验室的广大研究者对意识都有很深刻的见解。我尤其要感谢第一个提出全脑工作空间理论的伯纳德·巴尔斯，以及摩西·巴尔（Moshe Bar）、爱德华多·比夏克（Edoardo Bisiach）、奥拉夫·布兰克、内德·布洛克、安东尼奥·达马西奥、丹尼尔·丹尼特、德雷克·丹顿（Derek Denton）、杰拉尔德·埃德尔曼、帕斯卡尔·弗里斯（Pascal Fries）、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克里斯·弗里思、乌塔·弗里思（Uta Frith）、梅尔文·古德尔、安东尼·格林沃尔德、约翰－迪伦·海恩斯（John-Dylan Haynes）、何碧玉（Biyu Jade He）、南希·坎维舍（Nancy Kanwisher）、马库斯·基弗（Markus Kiefer）、克里斯托夫·科赫、维克多·拉米、多米尼克·拉米、哈克万·劳、史蒂芬·洛雷、尼科斯·洛戈塞蒂斯、露西娅·梅洛尼（Lucia Melloni）、厄尔·米勒（Earl Miller）、阿德里安·欧文、约瑟夫·帕尔维兹（Josef Parvizi）、丹·波伦（Dan Pollen）、迈克尔·波斯纳、亚历山大·普热、马库斯·赖希勒（Marcus Raichle）、杰兰特·里斯（Geraint Rees）、彼得·罗夫思玛（Pieter Roelfsema）、尼古拉斯·希夫，迈克·沙德伦（Mike Shadlen）、蒂姆·夏利斯、克木容·夏皮罗（Kimron Shapiro）、沃尔夫·辛格、伊丽莎白·斯佩尔科（Elizabeth Spelke）、朱利奥·托诺尼、维姆·凡德弗（Wim Vanduffel）、拉里·魏斯克兰茨（Larry Weiskrantz）、马克·威廉斯（Mark Williams）等。
我的研究获得了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再生与可替代能源委员会（CEA）、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巴黎第十一大学（Université Paris Sud）、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的长期支持。由丹尼斯·勒比昂（Denis Le Bihan）主管的坐落在巴黎南部的神经研究中心（NeuroSpin center）也为这项高度推理性的主题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我还要感谢本地提供建议的友好同事，他们是吉勒斯·布洛赫（Gilles Bloch）、让－罗伯特·德韦尔（Jean-Robert Deverre）、露西·赫兹－帕尼耶（Lucie Hertz-Pannier）、贝基尔·杰拉娅、安德烈亚斯·克兰施米特、让－弗朗索瓦·曼金（Jean-Fran?ois Mangin）、贝特朗·蒂里翁（Bertrand Thirion）、盖尔·瓦罗科（Ga?l Varoquaux）和维尔日妮·范·瓦森霍芬（Virginie van Wassenhove）。
在写这本书时，我也受到其他几所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温哥华的彼得·沃尔高级研究所（Peter Wal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悉尼的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帕维亚的国际学生联合会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USS）、法国南部的特雷耶基金会（Fondation des Treilles）、梵蒂冈科学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等，还有我的家乡拉丘安尼尔和特丽妮泰，我在那里完成了这本书的很多内容。
最开始是我的经纪人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和他的儿子马克斯·布罗克曼（Max Brockman）特别鼓励我写这本书，后来梅拉妮·托特罗里（Melanie Tortoroli）在维京又细心地帮我修订了之后的各个版本。我还从西德·库韦德尔和利昂内尔·纳卡什两位仁慈而又犀利的专家那里得到指正并逐步完善了本书的内容。
最后，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吉莱纳·迪昂－兰贝茨，她不仅和我分享了她关于婴儿脑和思维的专业知识，而且还给予了我爱与温柔，让我的生活更有意义，让我的意识更值得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