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焦虑的理想关系，在斯宾诺莎（Spinoza）对“免于恐惧”的政治层面意涵解读中表露无遗。他认为国家的目的在于“让每个人免于恐惧，使个人因此可以在没有安全顾虑下生活与行动，不会伤害自己与邻人”。但是当我们转向实际的政治舞台时，我们却发现焦虑正若隐若现地展露出来。我们不用深入法西斯主义的复杂成因，就会注意到它的诞生和攫取权力，都是发生在普遍充斥焦虑的年代里的。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曾亲身经历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他如此描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发展背景的一九三○年代欧洲处境：
首先是一种恐惧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不确定的焦虑感到处弥漫。不只在政经层面，文化与宗教亦复如是，人们似乎失去了安全感。个人失去可以信赖的基石；一切也都没了根底。灾难性的崩解随时会发生。
因此，对安全感的渴望遂与日滋生。伴随着恐惧与焦虑的自由已丧失价值；于是人们宁可要安全的权威，也不要恐惧的自由！田立克，《新教的年代》（The Protestant Era, Chicago,1947），p.245。
当此时期，由于人们急切地想要从焦虑中释放出来，因此会牢牢地抓住政治的威权。这样的极权主义在文化层级上所发挥的功能，和神经症状使个人不必面对无法忍受的焦虑，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观察意大利与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马修（Herbert L.Matthews, 1899—1977，译注：美国战地记者）写道：“法西斯主义就像是一座监狱，它让个人拥有一定程度的安全、庇护和食物。”《特派记者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orrespondent, New York, 1946）。
除了上述以隐性症状形式出现的焦虑外，尚未统整的（unsystematized）焦虑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场域中也日益明显。我们会时常引用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Roosevelt, 1882—1945，译注：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第一任就职演说中的箴言——“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可见多数人在面对当前政治社会情势的剧烈变迁时，已经越来越注意到“恐惧的恐惧”——或更正确地说，焦虑——这项事实。亚当斯（J.Donald Adams, 1891—1968，译注：美国诗人、记者）引述了几则小罗斯福总统之前提到有关“恐惧的恐惧”的事例（《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p.2）：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译注：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引述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译注：美国诗人，著有《瓦尔登湖》等）《日记》（Journals）的话：“除了恐惧本身，再无可怕之物。”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译注：英国诗人）提及：“我们必须涤除恐惧；否则我们无法行动。”培根（Sir Francis Bacon）也说过：“除了恐惧本身，再无可怕之物。”而“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这句话，古罗马作家辛尼加（Lucius Annaeus Seneca）也同样讲过。这些陈述如果指涉的是恐惧，是说不通的。严格说，恐惧无法阻却行动；它其实为行动预置了动机。“恐惧本身”这个用语是否具有逻辑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说到恐惧，就必须是恐惧某个事物才对。把“恐惧本身”称为焦虑更有道理。如果用“焦虑”这个词汇代入上述的引言，其意义就更加彰显了。
原子时代的到来，原本还处在酝酿阶段，浮动不安的焦虑，已开始令人无法回避。美国丢下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现代人的宿命处境就在寇森斯（Norman Cousins, 1915—1990，译注：美国记者、作家，有美国良心之称，曾得过联合国和平奖）有关焦虑的激越陈述中表现了出来：
原子时代的降临使人心怀恐惧，而不抱希望。那是对原初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是对人类无法处置或理解的力量的恐惧。这种恐惧并非新鲜事物；对非理性死亡的恐惧，便是它的古典形式。只是它在一夜之间就增强放大罢了。它已经从下意识迸发进入到意识的领域，心中满是原始的躁动不安。……在此，人们找不到答案，找到的只是恐惧。《当代废人》（Modern Man is Obsolete, New York,1945），p.1。首先以社论形式刊登在《周六文学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上，随后以书的形式出版。尽管寇森斯用了“恐惧”这个词，我认为他形容的是焦虑。“对非理性死亡的恐惧”则是焦虑的佳例。
即便我们在枪战和原子战争中死里逃生，可怕世界中本具的焦虑处境，仍将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译注：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等）坚信，世界大战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爆发的，但是我们却将长期处于“冷”战之中。这就意味着紧张与忧虑的状态将持续下去。整个世代（事实的情况是更为漫长）都处在焦虑的状态中，的确是一幅吓人的景象！
但是未来的图像未必是黑暗的。汤因比主张，持续的冷战紧张状态，也可以建设性地促使我们致力提升西方的社经水准。我同意汤因比，西方政治社会的存续，有赖我们对险恶世界处境中所含蕴焦虑的容忍，以及将此焦虑转为建设性用途的能力。
汤因比关于建设性运用焦虑的类比，十分鲜活，我摘述如下。从北海把捕获的鲱鱼带回来的渔夫，得面对水槽中鱼越来越不新鲜，而不能在鱼市场上卖得好价钱的问题。有一名渔夫便想出在鲱鱼水箱中放进一对鲶鱼的点子。鲱鱼面对鲶鱼现身的生命威胁，非但不会变得奄奄一息，反而更加活跃繁盛了起来。
汤因比，《如何转变苏俄局势》（How to Turn the Tables on Russia），发表在《妇女良伴》（Woman s Home Companion），一九四九年八月号，30 ff。当然，西方面对鲶鱼（中共或苏俄）能否真有建设性的反应，是另一个问题；换言之，我们在面对世界的焦虑处境时，能否建设性地运用焦虑，仍然有待观察。
在此处境下的焦虑会与日俱增，因为没有绝对的坏人或“恶魔”，可以让我们投射自己的恐惧。随着我们自己在主客两方面更加地涉入问题，焦虑会日益增加。就像品纳兹（Peanuts）所说的：“我们见到了敌人，他就是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