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五○年代，焦虑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显性的陈述。奥登认为自己的诗题——《焦虑的年代》（The Age of Anxiety）——最精确地呈现出该时期的特性。奥登，《焦虑的年代》（New York, 1947）。尽管奥登对诗中四位人物的内在经验诠释，是设定在战争时期——亦即“恐惧成为必然，而自由却穷极无聊”的时期同上，p.3。——但是他清楚地表明，诗中人物和其他同时代的人之所以会感到焦虑的潜藏因素，必须在比战争更深刻的层次寻找答案。诗中的四个人物，尽管出身背景与气质皆不相同，却共同具有某些当代的特征：孤寂、做人无意义的感觉，以及无法拥有爱人与被爱的体验；尽管我们有共同的需求，共同努力，同时也都有酒精提供的短暂喘息。对奥登而言，如果焦虑的来源可以在我们某些文化的基本趋势中找到的话，便是向崇尚商业与机械价值的世界靠拢的压力：
我们随着
巨轮的转动前行；革命
影响无所不在，无论是世事浮沉
还是商业买卖……奥登，《焦虑的年代》，p.45。
……这个愚蠢的世界
精品巧器主宰一切，我们喋喋不休
说东道西，却仍旧孤独，
存活却孤独，归属——在哪里？——同上，p.44。
像无根的野草一般。
而诗中四位人物可能要面对的处境是，他们也将被卷入这无意义的机械化常规之中：
……我们所知的恐惧
是未知。夜晚的降临是否会为我们带来
可怕的境遇——在小镇
经营五金行……以教职谋生
教新教的女孩学科学——？为时已晚。
我们有被征询过意见吗？我们是否根本
不堪闻问？同上，p.42。
他们失去的是体验的能力，以及自己是具有独特价值个体的信念。这象征我们每个人的四位角色，同时也不再对其他同胞怀抱信念，更无法与他们获致有意义的沟通。本书初版时，我很兴奋地发现，由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1918—1990，译注：犹太裔美国音乐家）创作，在一九四九年首度公演的一部交响乐，就叫《焦虑的年代》（Age of Anxiety）。伯恩斯坦相信，奥登的诗真正地把“时代的情状”展现了出来，同时也把像他这样的个体心声表露无遗，因此，伯恩斯坦就把奥登的诗转译成音乐的符号表现出来。
与奥登的诗题相似，加缪将这个年代命名为“恐惧的世纪”，而称十七世纪为数学的年代，十八世纪为物理科学的年代，十九世纪为生物学的年代。加缪知道这些特性在逻辑上并不对称，也知道恐惧并不是科学，但是“科学必定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因为当完美的科技即将造成地球毁灭的威胁时，科学的最新理论发展，便已经走到否认自己的地步了。此外，尽管恐惧本身不能被视为是一种科学，但是它确实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技术”引述自《纽约时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七版，p.2。。而我们的时代也常被指称为“心理学的世纪”。恐惧与心理学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关联，以及恐惧是否就是驱使人们去检视他们自己心灵的力量，都是本书所要探讨的疑问。
另一位沉痛表达出本世纪的焦虑，以及人们有类似焦虑状态的人，便是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译注：捷克作家，代表作有《变形记》〔1912〕、《地洞》〔1923〕、《审判》等）。卡夫卡在一九四○和五○年代的作品中大量涌现的写作旨趣，对于本书的写作目的极为重要，因为它所呈现的正是变迁中的时代氛围。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卡夫卡所言对自己是有意义的，这就表示他所传达的乃是社会大众普遍经验中的某些深刻层面。在卡夫卡的小说《城堡》（The Castle）中，故事主人翁一生奋斗不懈的乃是，致力与城堡中全面控制村民生活的权威当局沟通；这个城堡当局有权决定他所从事的行业，以及他的人生意义。卡夫卡的平民英雄（non hero）之所以反抗，乃是受到“生命最原始要素，植根于乡土与心灵召唤，以及成为社群一员等需求”柏德（Max Brod），《城堡》（New York, 1930）的附录，p.329。所驱策的。但是城堡中的权威当局仍然莫测高深、不可亲近，故事主人翁的人生失去了方向、无法整合，也不能融入社群之中。虽然城堡究竟所指为何是可以深入辩论的问题，但是就城堡当局以权力压制个人自主性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这点而言，很清楚地便是官僚科层组织效能的缩影。我们坚定地认为，卡夫卡所描写的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产阶级文化的诸般面向；由于科技效能的大幅提升，以致个人的价值几近摧毁。
我站在一旁，看着日本人脸上、身上、手上沾满了黑乎乎的炕灰，一个个就像城隍庙里的小鬼，突然想笑。日本人气坏了，用枪托一通乱砸，把炕桌、我家唯一的一盏煤油灯，还有窗户都给砸烂了。看着日本人折腾，我蓦然想起，如果按照奶奶的吩咐，把她塞给我的东西藏进炕洞里，肯定被日本人搜到了。想到这儿，我暗暗紧张，如果日本人也像搜屋子那样搜我，奶奶塞给我的东西肯定就会让日本人得手。我刚才之所以没有按照奶奶的吩咐把东西藏到炕洞里，主要还是没有时间，我光顾从窗户里朝外面窥视奶奶和日本人了，没顾得上藏东西。其次也是对奶奶的逆反，凭什么你老命令我做这做那？
尽管对奶奶有逆反，可是我更恨日本人，也许是仇恨的本能，也许是潜意识里对奶奶的服从，我心里怕极了，却根本没有把东西主动交给日本人的念头。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对我搜身。我想跑，慢慢挪动着步子，到了外间屋和里间屋的门口，我失望了，外间屋也有两个日本人在炕洞里捞着，被他们揭开的大炕露出了黑洞洞的内脏，弯曲的烟道就像猪肚子里的肥肠。日本人干事认真极了，两个人把脑袋探进灰土飞扬的炕洞里，屁股撅在外面，活像两只正在埋头吃屎的黄狗。
我悄悄出门，想趁机跑出去，起码，别让日本人搜身。可是我跑不出去，奶奶和二串子还有日本人里那个当官的，堵在当院，我要往外跑，弄不好后背就会挨一枪。我只好站在我家门口，下一步怎么办，我没了主意。
奶奶还在跟翻译吵，在屋里搜查的日本人纷纷回来报告，哇哩哇啦的，我也听不懂，只是能看出，这帮家伙把我们家和奶奶家的炕都给刨了，一个个灰头土脸，活像刚刚在煤灰里打过滚。
日本军官很生气，扬起巴掌就朝奶奶抽，我闭上了眼睛，我实在不忍心目睹奶奶挨耳光，那么大个人了，又是个女人，当着我这个小辈的面，被人扇嘴巴子，先不说疼不疼，就是丢人也丢不起。我闭上了眼睛，却没有听到手掌击在脸上的脆响，等我睁开眼睛，看到日本军官脸涨得通红，好像挨了耳光的不是奶奶而是他。日本军官左手揉着右臂，然后吼叫着又用左手朝奶奶扇了过去，这一回我看清了，奶奶埋头躲闪，同时举起胳膊肘护脑袋，胳膊肘顶到了日本官的小臂上，日本官又吃了暗亏，跳着脚吼叫，四周的日本人围拢上来，一窝蜂地把奶奶给抓走了。
奶奶回头瞥了我一眼，眼神非常复杂，我看不懂，估计可能是怕我把她交给我的东西弄没了。奶奶被押出院子的时候，我本能地想跟出去送她一程，可是她的眼神好像有魔力，阻止了我，我愣愣地站着，没有送她。
但是对同一社区在一九三零年代的第二次研究，却呈现出非常不一样的图像。显性的焦虑出现了。琳德夫妇注意到：“美国小镇居民共通的地方，是在面对复杂世界时的不安。”《美国小镇变迁史》，p.315。当时外显的焦虑场景，可以确定就是经济大萧条。但是如果立即下结论说，经济不安是焦虑浮现的全部因素，并不正确。琳德夫妇把“美国小镇”的不安，跟那个时代个人所经验的角色混淆相连结，是十分准确的看法。他们写道：“镇民陷入冲突模式的混乱中，这些模式并非全然不对，但是也没有哪一个模式清楚地得到认同，或能够免于困惑；换言之，基于团体的制裁而要求男分女归的角色扮演，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个人在面对文化的要求时，却无法做出合于标准的回应。”同上，p.177。
美国小镇这种“冲突模式的混乱”，所呈现的乃是美国文化中无所不在的社会变迁，它们和我们时代中四处弥漫的焦虑密切相关，这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出来。此一问题将在第六章论及文化转变与焦虑的关系时详加讨论。琳德夫妇注意到，既然“多数人无法容忍生活各层面的变迁与不确定完全爆发”《美国小镇变迁史》，p.315。，美国小镇便倾向撤退到更严厉、更保守的经济与社会意识形态中去。此一焦虑症状和抗拒焦虑的不祥发展，预示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主题，也就是焦虑与政治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家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 1926—）已为我们提供许多有关洗脑过程的洞见；立富顿，《思想改造与集体心理学》（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New York, 1961）。而洗脑已是一九五○年以来，全球显著的社会动乱形式。我在此不会从许多相关面向切入讨论立富顿这项深具潜力的研究，只引述其中谈到焦虑主题的地方作为参考：
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邓恩（John S.Dunne）认为“所谓的‘逾越’（passing over）现象”，乃是当代的新宗教。邓恩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先是过渡到另一种文化的标准，另一种生活的方式，另一种宗教……接下来就是所谓‘归返’（coming back）的过程，带着崭新的洞见归返自己原来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邓恩，《世界之道》（The Way of All Earth, New York, 1972）。
然而，这个过程也有其阴暗面。“逾越”过程的千变万化，以及所谓的普罗修斯风格（Protean style），将产生大量的焦虑。因分散现象而引发的焦虑，反而会带动人们对安定的追求，这个情况我们在当前基本教义派和许多集体灵修运动中一览无遗。立富顿，《自性的生活》（The Life of the Self,New York, 1976），p.141。
所谓的“普罗修斯人”（Protean Man）是立富顿对当代人格的分析，他们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修斯（Proteus，译注：普罗修斯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是海神波塞顿的助手，善于形变）能够不断转变自己的外形——“从大野猪、髯须雄狮、龙怪、大火到流水。……但是，除非他被抓住用铁链锁起来，否则就没有办法不改变他的外形。”这种戴上不同面具、不断变迁、持续反映环境，而“不知自己归属之处”（某位年轻的现代普罗修斯的形容）立富顿，《历史与人类生存》（History and Human Survival, New York, 1961），p.319。的驱力，所显示的乃是变动得令人晕眩的文化处境。不论我们对此赞许或失望，此情此景所显现的无疑正是我们社会的动荡不安。
立富顿把恐惧原子战的当代焦虑，比拟为一种麻木不仁的过程。此一防卫机转是一种情绪的缩敛，人们除了以此麻痹感觉、切断威胁的知觉外，无可奈何。萎靡自己的意识作用似乎可以暂时防阻焦虑。至于个人日后是否要为此付出代价则是个未知数；对于“帕布洛事件”（Pueblo）的生还者而言，他们确实付出了代价。某位研究过此一事件的学者说道，“因为明显的压抑和否认，而做出短期调适是可能的，但是事后一定得付出代价”福特（Charles Ford），《帕布洛事件：对严重压力的心理反应》（The Pueblo Incident: Psychological Response to Severe Stress），收录在沙朗生（Irwin Sarason）与史匹柏格（Charles Spielberger）主编，《压力与焦虑》（Stress and Anxiety II, New York, 1975），pp.229—241。，例如，后果可能会以自杀或精神性的抑郁症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