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学理性方法处理恐惧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斯宾诺莎（1632—1677）。斯宾诺莎“在这个有关世界与人类心智的数学理论中，尝试迈出最后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凯斯勒评论说道：“斯宾诺莎建构了一种新伦理……关于道德世界的数学理论。”凯斯勒，《人性论》，p.16。众所周知的是，斯宾诺莎的著作充满了敏锐的心理学洞见，它们与当代科学的心理学理论相当近似，例如他曾说过心理与生理现象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面向。他对情绪的界定乃是现代约翰—朗吉理论（James Lange theory）的先驱：“我们借由情绪得以了解身体的调整状况，身体中的行动力量因此或增或减，或升或抑；我们同时也因此了解我们对于这些调整状况的想法。”参见《斯宾诺莎的伦理学》（Spinoza s Ethics）之《情绪的起源与本质》（London, 1910），p.84。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斯宾诺莎没有考量到焦虑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心理学的洞观。在许多地方他已预见了后来的心理分析概念，例如，他提及热情（passion，意指某种情结〔complex〕，而不是像克尔恺郭尔把它视为寄托〔commitment〕之意）“不再是热情，一旦个人对它形成清晰的观念”。参见《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之《理智的力量》，p.203。斯宾诺莎看见“免于恐惧”的政治面向，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提过。有趣的是，这预见了后来心理分析中厘清情绪的技术。
存在于斯宾诺莎与十九世纪哲学家之间的类似差异，同样也可以在他们处理信心与绝望的议题上找到证据。根据斯宾诺莎的说法，当怀疑的因子从希望中被移除，也就是我们确定好事会发生时，我们便充满信心。而当怀疑的因子从恐惧中被移除，也就是我们确定坏事将发生或已发生时，我们便感到绝望。相反地，对克尔恺郭尔而言，信心并非去除怀疑（或焦虑），而是抱持着即便有怀疑和焦虑，依然勇往直前的态度。
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中，确定一词最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如果我们像斯宾诺莎在那个时代一样的相信，可以成就如此这般确定的理智与情绪，那么令人欣羡的心理安全便可以获致。当然，这也是斯宾诺莎在建构“数学伦理学”（a mathematics of ethics）时的潜在信念；换言之，人们对于伦理问题应该有如他们对几何学命题一样的确定。重点是，对斯宾诺莎而言，怀疑的去除以及确定性的完成都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够遵循“理性的确切建议”。
焦虑的核心问题从未侵入斯宾诺莎的思想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所居处的文化情境，使得他对理性的信心能够彻底支撑他的思想。然而，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是，斯宾诺莎所处的十七世纪文化情境，不仅与十九和二十世纪不同，同时他对理性的信心也与十九世纪的劣质理性形式有别。后者对情绪是否认和压抑的。此外，基于我们在此对斯宾诺莎的主要关注点，是他作为十七世纪对理性抱持信心的代言人，我们就必须强调他绝不是当代意义下的理性主义者。他对伦理及神秘事物的关怀，使得他的思想脉络更为深广，这是后期局促的理性主义形式中所欠缺的。例如，若我们穷究他对如何克服恐惧（以及焦虑，只要焦虑成了问题）分析的最后一个步骤，我们便会明白他说“毁灭性的情感必须以更强的建设性情感才能克服”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也会发现，他为终极建设性情感所下的定义是 “对神的理智之爱”，用词杂糅神秘与理性的意境，令人惊叹。换言之，恐惧（及焦虑）最终必须在整全对待生命的宗教态度下才能被克服。此外，我们也应该顺带提到，由于斯宾诺莎思想的基石宽广，使他不至于掉入其他同期哲学身心二分的泥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