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是解决冲突情境的方法之一。疾病是缩小自己世界的一种方法，随着个人的责任与担心的减轻，而比较有机会可以成功地因应情境。反之，健康能够让有机体发挥自己的能力。
恩格尔对此曾简洁有力地写道：“健康和疾病可被视为不同的生命面向”《健康与疾病的心理发展》，p.240。。他又补充说：“把疾病看成是与自己分离之实体的想法，颇能打动人心。”换言之，我相信当代人对疾病的利用，正如同古人利用魔鬼一样——魔鬼是古人忿恨经验所投射的客体，好让自己不用为这些经验负责。但是除了具有让我们免于疚责感的短暂意义外，这些妄想没有任何帮助。健康与疾病都是我们一生中，持续不断与周遭世界调和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
当个人不断经验到冲突情境，却无法在意识觉察层次得到解决时，各种身体症状必然会出现。这是“肢体语言”的一种。其中一种类型是转换型歇斯底里（hysterical conversion）症状，譬如在可怕的情境下，便会出现歇斯底里性的失明（当事人无法承受看到这种可怕的事），或是出现特定肌肉歇斯底里性的瘫痪。由于歇斯底里症状有相当直接的心理起因，所以任何一部分的神经肌肉组织都有可能牵涉在内。但是身心类型的症状狭义而言，是自律神经系统引发的机能障碍。不过从较广泛的观点看，焦虑不一定会以具体的歇斯底里或身心疾病形式展现，它有可能出现在任何疾病中。这个第三类型焦虑的例证之一，便是传染病。有机体是否感染传染病，会受到焦虑以及其他感情的影响。传染病如肺结核可能与长期冲突情境所压抑的挫折有关，当事人却无法直接觉察，特别是在具体的身心层次。请参照哈兹（Jerome Hartz），《肺结核与人格冲突》（Tuberculosis and Personality Conflicts），《身心医学期刊》（Psychosomatic Medicine），1944, 6:1,17—22。我认为其过程大致如下：当有机体处于灾难式情境时，解决冲突的努力首先是在意识状态的层次；接着会发生在具体的身心层次；如果这两个层次都无法奏效的话，冲突就可能会牵扯到疾病，例如肺结核，它代表的是有机体更全面的涉入。
是什么决定当事人能否透过意识的觉察，解决其冲突？还是会化现成身心症状、歇斯底里症状，或是另一种不同形式的疾病？这个复杂的问题只有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彻底的研究，才能够得到答案。问题的答案当然会涉及结构因素、当事人的襁褓经验、其他的过去经验，当下威胁的本质与强度，以及文化的情境等。然而，在每个案例中，有机体都被认为致力于解决某种冲突情境，冲突在主观上是焦虑，在客观上便是疾病。当症状呈现时，就是有机体努力解决冲突的表现。
文化因素与潜藏于身心失序底下的焦虑密切相关。这几乎可以在任何身心疾病中援引出证明。我再以胃溃疡为例说明。胃溃疡的高发生率经常与当代西方文化过度强调竞争的生活方式有关。它是“西方文明挣扎与野心的疾病。”最可能的解释便是，一九四○年代的男人必须在独立与力量的假象中，压抑自己的依赖需要，而女人却得以用哭泣纾解她们的无助感。在某些圈子里，女性的依赖反而被视为一种美德。依据可靠的资料，十九世纪初期，胃溃疡在二十多岁女性身上爆发的几率相当高。密特曼和伍尔夫认为，十九世纪初年轻女性的胃溃疡高罹患率，和当时的文化中，女性非常需要竞争争取另一半的事实有关，终身未嫁依赖亲戚过一辈子的远景，会造成明显的焦虑。相反，当时的男性在职业上占有“强势”地位，也能够表达他们依赖家人的需要。到了一九四○年代，男性罹患胃溃疡的概率几乎是女性的十倍，此时女性地位几乎和男性平等的事实，呈现出有趣的文化问题。当女性在社会中扮演更坚持的角色时，女性胃溃疡的情形也增加了。
我们还记得，密特曼、伍尔夫和沙夏夫研究中的控制案例（没有胃溃疡的病人），他在情绪冲突时，胃的活动也与胃溃疡病人一样高度作用，尽管其程度比胃溃疡病人来得轻。汤姆不是胃溃疡的病人，却也出现相同的反应。这些资料指向一个假说：这个身心反应模式不只是个人类型的问题，也经常发生在西方文化之中。其中是否具体涉及了美国文化这个因素，也是个有趣的问题。葛兰珂与史匹格尔在研究冲突情境中的士兵时，发现士兵对依赖需要的压抑以及肠胃症状之间，是有关联的，葛兰珂与史匹格尔发现这些士兵对喝牛奶具有强烈欲望。对这项“特定食物的强烈欲求，是与母性亲情照顾的最早期印记密不可分”，两位研究者补充说，“喝牛奶是多数美国人的文化特征”。葛兰珂、史匹格尔，如前所引，p.140。这个假说的初步证据是：西方文化对个人竞争的强调，在美国这个西方文化分支中，特别根深蒂固。
因为个人的生活、移动与存在都是在一个既定的文化中，他的反应模式也是依照该文化成形，他所面对的冲突情境也同样是文化中既定的，因此文化因素与身心和其他行为的失序密不可分，就不难理解了。在某个文化中最容易被压抑的情感、生物需求以及行为形式，也似乎最容易引发病症。弗洛伊德发现，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压抑，对病症的形成至关重大。就像霍妮所主张的，一九四○年代的美国文化中，敌意的压抑比性压抑更为普遍，因此与身心症状高度相关，也是可以想见的。因此我们当然不应该排除，我们的竞争性文化会引发相当程度的敌意的说法。
当文化强调的内容转变时，不同的疾病事件也随之转变。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心血管疾病事件的兴起，以及歇斯底里案例的下降。另一个重点在于，美国文化比较能够接受器官的疾病，而比较不能接受情绪或精神上的失序。其影响所及使得焦虑和其他情绪压力，在美国文化中常常采取身体表现的形式。简言之，文化会制约个人解决焦虑的方式，特别会制约他可能会采取的措施。
近来在我们的临床心理治疗中，已很少见到歇斯底里病人，除非是居住在拓荒边境的外诊病人，他们大体与当代的自我意识有所隔离。我们多数的案主属于“强制—强迫”型（compulsive obsessional）或压抑型，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与当代自我意识的过于高涨有关。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都市居民（我们主要的案主来源），都相当熟悉心理治疗，因此不会再有弗洛伊德当日状况外的情形。此外，我们要指出另一种文化对疾病的影响，这在多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官身上可以见到，他们基本上具有表达自己和其经验的能力，所以相较于教育程度较低，不擅长语言沟通的充员士兵，他们比较不容易有歇斯底里性的崩溃。这点与格仁（Groen）、巴斯提恩斯（Bastiaans）等人强调的论点吻合，身心失序是与沟通障碍直接相关的。
身心层面的研究为各种不同情绪的区别及其相关重要性，提供了指引的明灯。首先以焦虑与恐惧的区别为例。在某些焦虑与恐惧的处理中，历来都不太愿意将这两种情感做个区分，因为两者的神经生理基础被认为是一样的。我们在前面已指出这个假设的令人质疑的本质。但是，当个人被视为生命情境中的运作单元时，焦虑与恐惧之间的重要区分当然就会出现。以汤姆为例，我们还记得他在焦虑与恐惧下的神经生理行为大不相同。他因不挣扎和退缩所引发的情感，如恐惧、悲伤和自责，会让胃部的活动暂停。但是当他一旦投身于冲突与挣扎的情境时，此时焦虑、敌意或怨怼的情绪，就会使得胃部的运作超过正常的标准。这与传统神经生理过程分析的预期（亦即焦虑就是交感神经的活动），恰好相反。我因此认为：区分恐惧与焦虑的不同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把有机体看成是努力适应既定生命情境的行为单位的话。该如何区分，我会在第七章摘述。然而，我在这里可以再加上一个观察：如果有机体能够成功逃离的话，恐惧一般是不会导致疾病的。如果当事人无法逃离，而被迫留在无法解决的冲突情境中的话，恐惧便可能转变成焦虑，身心上的变化也会伴随产生。
焦虑与侵略性的情感，如气愤与敌意，也是不同的。虽然压抑的忿怒和敌意是特定身心失序的具体病因，但是要紧的是，在更为彻底的精神分析基础上，经常可以发掘案主的忿怒与敌意，是针对潜在焦虑的反应。（请参照前面针对高血压和与癫痫的讨论）这个处境背后的道理可以说明如下：气愤不会导致疾病，除非怒气无法透过打斗或其他更直接的形式宣泄出来。当它必须被压抑时——因为如果有机体以行动执行了侵略性，他便会受到危害——身心症状如高血压便会出现。但是，如果潜藏的焦虑没有出现，那就根本不需要去压抑敌意。这点和我们强调的吻合，亦即有机体处于冲突情境，而冲突在心理面的呈现就是焦虑。杜意奇（Felix Deutsch）说“疾病都是焦虑引起的”时，是有根据的，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焦虑是疾病的心灵成分的话。
关于焦虑与身体变化的关系最难厘清的问题是器官病症的意义。身体病症可以透过两个问题加以厘清，两者对于了解焦虑为何采取身体形式表现都是必要的。首先，在有机体尝试因应威胁情境时，器官病症究竟有何作用？其次，使焦虑与病症得以互动的内在心灵机制为何？
有几项相关的临床观察，可以为我们解惑。个人有意识地忍受焦虑的能力与身心症状的出现，大体上呈反比关系。虽然有意识的焦虑与恐惧是使情势恶化的因素，但是有证据显示，那些被排除在意识之外的焦虑、恐惧与冲突，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换言之，它们极可能就是致病的原因。焦虑越明显，就越可能变成神经症行为，而生理疾病就越不严重。当个人设法在意识层次控制冲突时，虽然他可能会体验到大量的有意识焦虑，但是他仍然保持觉察，直接面对威胁。“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这么说：焦虑的存在意味着个人的严重裂解……这可以发烧的预警作用比拟。”亚斯金（J.C.Yaskins），《焦虑精神生物学》（The Psychobiology of Anxiety—a Clinical Study），《精神分析评论》（Psychoanalysis Review），1936, 23, 3&4, 1937, 24, 81—93。但是，不论原因是情况持续恶化或无法成功，当个人无法再忍受有意识的挣扎时，有机体的病症就会改变。这些病症会缓解冲突和压力，并且在冲突无法实际解决时，做出近似或虚假的调适。因此我们可以说，病症往往是含纳焦虑的手段，它们是焦虑的结构化形式。弗洛伊德对心理病症的评论很正确，他说“症状是被绑住的焦虑”，换言之，焦虑被具体化成为胃溃疡、心悸或其他病症。
在布朗的案例中（第八章第二节），我们观察到的焦虑状态过程大致如下：首先，他会表明自己某种器官有病症，例如短暂的头晕，他对此病症除了感到不舒服外，并不觉得焦虑。几天后，焦虑的梦开始出现。接下来便是有意识的焦虑，会对治疗师相当依赖并有许多要求。当焦虑越来越被意识到，他的不舒服就越严重，但是器官的病症却消失了。
重要的是，上述溃疡病人并没有觉察到意识的焦虑。病症在这个意义上，是对抗焦虑处境的保护。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在焦虑本身能够被厘清之前，把焦虑病患的病症处理掉是很危险的。病症的存在大体上显示主体尚无法处理自己的焦虑，它可能是对抗更恶化状况的防卫。
有趣的是，当人们生病时，焦虑就会消失。本书的研究进行到一半时，我因为肺结核而病倒，这在当时是无药可医的，我在周遭病友身上，观察到一个诡异的现象。当病人知道自己病重时，在生病前与其行为模式有关的焦虑似乎就消失了。有意识的焦虑通常会在病人即将康复之际再次出现，也就是当他能够重返工作岗位承担责任的时候。我们可以肤浅地评论说，疾病使他免于责任并保护着他，等等，但是这个现象似乎更为普通。假设最初被病魔击倒，部分原因是长期未解决之慢性冲突造成的，那么或许疾病本身是将冲突缩小到可解决范围的手段之一。这或许可以说明我们临床观察到的现象，也就是为什么当疾病出现时，就不觉得焦虑了，而当疾病疗愈时，焦虑便又再度出现。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谈的是有关病人行为模式的焦虑，而不是关于他生了病这个事实的具体焦虑（焦虑可能会明显地出现在疾病之中）。许多观察者提到以疾病代焦虑的“替换功能”。德雷普（Draper，请参见扫罗，如前所引）也提到神经官能症具有有机体病症替代品的功能。
病症与焦虑交互出现的问题，运用弗洛伊德力比多理论的第一个焦虑假说，便能够加以说明。譬如说杜意奇便主张，器官病症是来自被堵塞的力比多。如果力比多无法被正常释放，它便会以焦虑的形式出现，而这焦虑也会以身体病症的形式自行释放。因此，“就心理层面而言，个人要维持，或变得健康，就要善用力比多，或消除焦虑”邓巴引述，《情绪与身体变化》，p.80。。我在此所持的观点是，焦虑会发生不是因为个人是“力比多的载具”，而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他无能处理的威胁情境，也因此将他拋入无助与内在冲突的状态中。有可能是力比多——例如性驱力——的出现使个人陷入冲突中，但是我们要记得，问题在于冲突而不在于性。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病症的目的不在于保护有机体，使其不致堵塞力比多，而是要避免焦虑发生的处境。
我提出以下的大纲计划，作为总结本章观点的架构。首先，有机体是以象征与意义来诠释他面对的现实情境。第二，这些意义与象征会制造产生面对现实情境的态度。第三，这些态度会召唤各种情绪（以及神经生理和荷尔蒙元素），以此作为面对现实情境的行动准备。我已经强调过象征与意义的重要性，人类即是借着意义与象征把情境诠释为引发焦虑之所在。我们在本章开始时便特别指出，梅尔强调的“整合功能”以及“象征工具的使用”。神经学与生理学便附属于它们之下。
我们也已说明，这些诠释主要是发生在大脑皮质内，这个部分是人类神经器官与动物最大的不同之处。坎农针对交感神经活动的研究，是许多有关焦虑神经生理面向如何呈现在交感神经活动上的讨论基础，它基本上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的。因此，我们不可能从这些研究径自推论人类行为，而必须清楚地交代但书。换言之，倘若我们要以动物反应类推人类反应，那么只有当人类的某些面向被孤立于整体的脉络之外时才有效。当然此一观察只是针对坎农研究发现的过度简化应用，并不是针对坎农的经典研究本身。
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避免三个常见的心理学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把情绪当成是神经生理的过程。第二个错误在于，“神经解释的自说自话（neurologizing tautology）”（例如，在焦虑的神经生理面向中，只描述交感神经的活动）。第三个错误是，认为可以把神经生理和心理过程做简单的二分。
读者或许可以指认出这三项谬误，它们与为解决身心问题而反复出现的三项传统哲学与科学观点近似：（1）生理学的观点（把心理现象当成是生理过程的附属现象）；（2）身心平行论（parallelism）；（3）二元论（dualism）。
在心理学与哲学中，我们都需要朝向更加整合的身心理论发展，这原本就需要回归到心身源起的层面上。本书的方式，是尝试透过象征、态度以及神经学与生理学的层级来进行。依我看来，梅尔的有机体进路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