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式恐惧与焦虑的情境，对有机体的重要程度以及伤害性，只有真正的死亡可堪比拟。在某些案例身上，“吓到死”的说法毫不夸张。多年前坎农就从这个观点，讨论了“巫毒”死亡的现象。坎农，《“巫毒”死亡》（“Voodoo” Death），《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42, 44: 2, 169—181。他引述了几个经过充分观察的死亡案例，案例中土著是因为部落坚持某些强而有力的象征行动而丧命，例如巫医神奇的“指骨”动作（bone pointing，译注：在这项巫术中，巫师用一根骨头指着一个人，不出几个礼拜，那个人果然死去。坎农曾研究过这种巫术，结论是有些人真会受其影响，变得毫无感情，像行尸走肉一般，最后果真应验巫师的诅咒而死），或吃下社群相信会致命的禁忌食物。人类学家陶吉亚（E.Tregear）观察纽西兰毛利人时记录说：“我看到一位强壮青年在犯下禁忌后的当天便死去，受害者全身力气像水一样流失后死去。”陶吉亚（E.Tregear），出现在《人类学期刊》（Journal of Anthropology Institute），1890, 19, 100，坎农引用于《“巫毒”死亡》一文，p.170。土著依循社群习俗相信，禁忌具有致他于死地的力量。坎农说：“担心恶兆与持续的恐惧状态，是会要人命的。”坎农，《“巫毒”死亡》，p.176。
在非洲可以找到宛如见证的例子。李纳德（Leonard, 1906）解读下尼日（Lower Niger）部落的故事如下：
我看过不只一位强悍的豪萨族（Haussa）老士兵，一步步、慢慢地死去，因为他相信自己被施了魔法。提供给他的任何营养品或药物，没有一样能够阻止不幸的发生，或改善状况，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他脱离自认无可避免的命运。我同样在类似情境下，看过受雇于白人的土著脚夫（Kru men）等，在努力救治后，仍不免一死，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已决心赴死（这是我们当时的想法），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被一群恶鬼掌握，必死无疑。李纳德（A.G.Leonard），《下尼日的部落》（The Lower Niger and its Tribes, London, 1906），pp.257ff。
巫毒死亡的生理层面不难理解。死于巫师“指骨”或因为吃了禁忌食物而死的土著症状报告，与持续而深刻体验到交感神经—肾上腺素刺激的有机体症状是一致的。如果这个刺激继续下去，而没有相对的行动出口——至于深信自己将死而焦虑得瘫痪掉的巫毒受害者，则缺乏有效的行动出口——死亡便会发生。坎农在他的去掉大脑皮质的猫的研究中发现，这些猫因为少了调节情绪兴奋效果的大脑皮质，在几小时的“假性忿怒”后便死了。“在‘假性忿怒’中，当事人就像受到创伤震吓一样，死亡原因的解释是，核心器官无法得到足够的血液供应，或具体而言，没有足够的氧气可以维持器官的功能。”坎农，《“巫毒”死亡》，p.178。
当代也有类似的事证。恩格尔提及“战斗中健康年轻的士兵无伤而亡，以及身处灾难困境的人，因放弃希望而谢世……在民俗故事和现实中，也都有人‘忧伤而死’。”恩格尔（George Engel），《健康与疾病的心理发展》（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Health and Disease, Philadelphia, 1962），pp.290, 392—393。针对这点我们可以补充说，从“巫毒”的观点看，人会因缺乏信仰死去，而不是生理原因。
但是“巫毒”死亡的心理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例如土著对于给其造成严重威胁的环境，究竟是怎么诠释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缺乏该土著的主观经验资料。坎农提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一项心理诠释：当族群中其他人漠视我们时“被砍死”（cut dead）的概念。原始部落的禁忌受害者当然是被“砍死”的，他也会经验到强烈的心理暗示，因为不只他所属社群都相信他将死去，事实上他们也待自己如死人一般。我们也同样可以从其他情境中，观察到全面焦虑造成的死亡，例如因为战争惊吓的死亡，此时“生理创伤或任何强化惊骇感的因素，都无法解释当时的灾难状况”坎农，《“巫毒”死亡》，p.179。。
坎农参照的是马拉（Mira）的研究成果，这位精神医生在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九年西班牙战争期间，曾经提报受“恶性焦虑”折磨的病患导致丧命的案例。马拉在这些病患身上观察到悲痛与混乱的症状，伴随着脉搏快振、呼吸急促，以及其他因交感神经与肾上腺素过度刺激所引发的症状，而且持续不停。马拉提到“交感神经系统先前的某种倾向”，以及“因饥饿、疲累和缺乏睡眠等因素造成身体困乏，而引发严重的心理惊吓”，作为病症发生的前提条件。同上，p.180。不论这类经验的心理决定因素为何，可以确定的是，当对个人存在的威胁，强大到足以让当事人无法因应时，个人只有放弃自己的存在——就是逐渐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