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撰写本章时，心中一直浮现着某些想法，我觉得非常值得与大家分享。第一个问题与由实验所诱发的焦虑有关。
莫勒在一九五○年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说道：“当前并不存在焦虑的实验心理学，未来是否会有，也令人怀疑。”莫勒，《焦虑》（Anxiety），《学习理论与人格动能》（Learning Theory and Personality Dynamics, 1950）中的章节。人类的焦虑问题不仅在严格的实验心理学专业中不存在，而且直到一九五○年代，它在学术和理论心理学的其他分支中，也完全被略去。我在搜寻一九五○年之前的心理学书籍（精神分析的主题除外）时，甚至在索引中也找不到“焦虑”的字眼。克尔恺郭尔一百多年前的看法，“心理学甚至从未处理过焦虑的概念”克尔恺郭尔，《惧怖的概念》（The Concept of Dread, Princeton, N.J., 1944），路易（Walter Lourie）译，p.38。，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仍然适用。没错，二十世纪的学术和实验心理学对恐惧的研究车载斗量，因为恐惧既明确又可数。但是心理学的探索从恐惧问题踏入焦虑问题的门槛时，便停滞不前了。
莫勒认为造成这个情形的实际原因在于，在实验情境下诱发焦虑反应的效应破坏性太强。莫勒要不是低估了心理学家的聪明才智（和他们个人的防卫机制），就是高估了他们中间某些人的敏感度。不论如何，自一九五○年开始出现的数千篇有关焦虑的研究报告中，有不少采用了实验诱发焦虑的形式，通常是以学生为研究案主。
当我和同事审视过许多这类实验后，我们发现有些心理学家诱发焦虑的实验设计，是以电击威胁学生，其他的则以失败相威胁。结果以失败相威胁的方式，在得到预期回应方面绝对是更为有效的，所以后期研究的大多数便以失败的威胁来诱发焦虑。一般的安排大致如下：学生以尊重和信任实验者的态度来参与实验，认为实验者代表的是令人景仰的科学。他听过无数次科学将解救人类的说法，准备好要贡献一己之力。参与的学生必须回答一些问题。不论如何回应，学生都会被告知，“你没有表现好”或“你的回应不得宜”。有时候学生会在伪装的咨商情境下受骗，他做了“罗氏墨渍测验”，然后不论他如何回应，得到的答案都是“你的回应和六成情绪受扰者类似”，或者“这个测验显示你的能力无法胜任这所大学的要求”。整个实验的目的在于，打击学生的自尊，然后记录下他的焦虑。
这类实验令人好奇的地方在于，年轻的心理学研究生在主导实验的教授训练下，有技巧地说出欺骗他人的话来。学会面不改色地说谎，以便在这套庞大的虚伪系统中，增加自己的分量，显然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把学生看成是这些骗局的受害者，可以想象几种可能的反应。首先，这位学生毫不起疑，完全接纳文化所教导他的，他相信权威人士说的每一句话。他的自尊便会一如预期地陡降。（抱持事后对学生解释骗局便能补救信念的人，则是天真到了极点。）或者，学生可能是比较世故的类型，知道没有人不靠谎言度日的。他这样可能因疑心而受到保护，他对世界愤世嫉俗的看法，以及他的生活中不信任的氛围，也一定会得到确认。他会好奇说，研究生和教授怎么可能会认为，参与实验的案主竟会相信这些谎言。
基于与后述这位同学类似的犬儒主义心态，有人可能会质疑：如果参与实验者根本不相信这个骗局，那么他们的自尊又怎么会受到伤害呢？这个可能会让整个实验无效的事实，我们暂时不予理会，我们可以这么回答：这个过程需要对人类意识与觉察能力的层次有所了解。在意识的层次，主要效应是要粉碎学生的自尊，而这与他相信被告知内容的程度成正比。但是在更深的意识层次，发生的事却截然不同：学生觉察到这位受人敬重的科学家在对他说谎。这两个层次可能同时呈现。不用执业太久，心理治疗师便会发现，当治疗师因故说谎时，案主在意识层次上会相信它，因为他们共同参与了文化的共谋，亦即对位高权重者所说的任何话坚信不疑。但是在无意识层次——梦中或口误——他们知道权威人士的话是不可靠的，只是他们不敢让自己知道他们知道那是谎言，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我和同事继续读下去，结果第一次如释重负地发现，也有批评这种以实验诱发焦虑的论文。啊哈！或许这些研究者也关心伦理的课题？非也，这些批评完全不是针对实验中的欺瞒，而是在批评说，向某学生暗示失败感所诱发的焦虑，并不一定可以等同于其他学生的焦虑。另一个批评说，某学生的不安程度，有多少是惯性产生的，有多少是情境引发的，我们无从确定。这确实是公允的批判。
但是这完全忽略了重大的伦理议题，也就是对案主说谎，以及认为事后“说明”便可澄清这件事。我相信，这类实验与前脑叶切合术以及电击治疗的位阶一样，任何珍惜名声的专业领域，都应该对其成员有所控制。
不论我们对上述问题的伦理立场为何，在任何人类焦虑的心理学研究中，有几项事实是至为清楚的。其一，最具丰盛成果且能阐明这个领域的研究的，向来都是那些结合临床程序与实验技巧的人士。例如，第三章的胃溃疡病人研究和汤姆的案例我们在前一章讨论到所谓细腻的身心研究，其中采用了生理学、心理学、神经学和个案史的研究进路，并结合了临床和实验的过程。汤姆这个案例的大型研究同样落入此一多层次研究的范畴中。在此我还要再补充的是，这些研究对于焦虑的了解有极大的价值，因为研究者能够（1）探讨主客两种因素；（2）把个人当成生命处境的单元来研究；（3）追求对个案的长期研究。便是。这包括从生活处境已有焦虑的母群中，选取研究对象的做法。坚尼斯（Irving Janis）针对手术前病人的焦虑与压力的研究，便是这种做法。其他展现“生活处境焦虑”的族群尚有：作战士兵、未婚妈妈、跳伞员、对考试焦虑的学生等。我们显然可以利用实验技巧来评估焦虑的现象，而不用透过自己本人去诱发案主的焦虑。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能妥切深入讨论焦虑问题的学院派实验心理学家，是那些因为对临床工作感兴趣，而逐步触碰到此问题的人，以及那些采用临床技术作为自己方法的人，如莫勒、坚尼斯和梅森（John Mason）等。
第三项明显的事实是，有关焦虑的重要资料多半来自弗洛伊德、兰克、阿德勒、苏利文等心理治疗师，他们的临床方法使他们能密集研究主体的动能，并且把焦点整全地放在生活情境中面对危机的个体身上。
我的其他评论与我在执业时某些奇怪的焦虑现象有关，它们也无法以焦虑治疗的古典教条加以解释。我注意到某些病患不会压抑他们的性欲、侵略性或“反社会的”冲动（依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他们会对自己具有与他人维持负责、友好和慈爱关系的需要与欲求有所压抑。当侵略、性欲或其他自我中心的行为在进行分析时出现，这些病患并没有显现焦虑。但是当另一面的需要或欲求浮现时——也就是拥有负责任或建设性的社会关系时，就会有严重的焦虑，也就是当病患的重要心理策略受到威胁时，伴随出现的典型反应。这种对建设性社会冲动的压抑，特别会发生在叛逆型和侵略型的病患身上，这点是可以理解的。（用希腊的术语来说，这是在压抑爱格匹〔agape〕的爱，而不是力比多〔libido〕的爱。）
西方文化中这类叛逆型与侵略型的人多不胜数，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不常现身在精神分析室中，因为西方的竞争文化（在此文化中，就某种意义而言，凡能侵略地剥夺他人而不会有疚责感的人，就是“成功的”）对这些人支持与“保护”的程度，远超过对相反类型人的待遇。需要接受精神分析的，通常是那些文化的“弱势”者，因为以西方文化的观点来看，是这些人得了“神经官能症”，而那些具侵略性的成功人士并没有问题。压抑自己的“叛逆性”以及其性欲和敌意倾向的，正是这些非侵略型的人。或许这些思考可以协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多数的精神分析理论会强调，性欲和侵略性的压抑是造成焦虑的原因。或许，如果我们能多分析一些侵略型的人——那些从不踏入治疗室的“成功”人士——便会发现，焦虑是压抑责任冲动的概念，从宽广的视野观之，是正确的。
虽然许多人像弗洛伊德指称的那样，会因为害怕表达个人在性欲或其他方面的能力与渴望，而感到疚责和焦虑。但是，也有许多人因为他们在变得“自主”的同时，没有因变得“负责”而感到疚责和焦虑。这些字都用引号特别标记，因为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不相信真正的自主不需要相对的责任。
这是在压抑阿德勒所谓的“社会关怀”（social interest）。阿德勒的观点在强调以下这个深刻的洞见上颇具价值——成为一个负责的社会人的需要，与表达个人自我渴求的需要，同等的重要。自我满足的渴求，比起社会关怀与慷慨的渴求更为原始，因为后者在小孩成长的后期才会发展，这一点是可以辩论的。但是近年来我们才知道，每个人都是由一对染色体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每个受精卵都在子宫内孕育了九个月。这其中蕴含的深远意义是，个人主义是社群连结之后才有的。事实上，人类自胎儿期以降（如同苏利文所指出的）便受到社会连结的束缚，不论我们对社会连结及其现实意义是否有所觉察。
这些论点加总起来，便与莫勒所信奉的想法一致了：我们在讨论西方文化中的焦虑成因时，一直忽略了疚责与社会责任的功能。我们可以从海伦（第九章）的案例中，清楚地看见这一点的明证，她对未婚怀孕不承认有任何疚责感，因为一旦她承认了，便和她要成为“理性”自由人的目标产生冲突。于是她强烈的焦虑就被压抑着，也无法治愈。疚责感的压抑，以及伴随它产生的神经性焦虑，似乎是西方文化中某个族群的流行特征，就某种意义而言，它遍及整个西方文化。
许多病患背负着沉重的非理性疚责感与焦虑，但却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责任感，这点当然也没有错。在我的经验中，边缘性精神病患最贴近此一范畴。任何有效用的心理治疗，对于这种非理性的疚责感，当然要加以厘清和缓解。但是也有某些病患，在治疗师努力把疚责感减缓下来之际，最终的结果却是，病患对自己真正的（当下也许并不清楚）观照被侵犯而变得模糊了；而且病患最有价值和客观正确的改变动机，也因此丧失了。我知道某些不成功的精神分析案例，就是因为分析师与案主共谋，低估疚责感，并加以稀释。焦虑当然是暂时缓和了下来，但是潜藏在焦虑下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会被深埋在一套更复杂的压抑系统底下。
在心理治疗中，有可能会高估疚责感的重要性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我相信莫勒某些后期的想法便是如此。例如，他在使用“超我”一词时的赞赏态度，以及他那令人困惑的“超我压抑”（repression of the superego）概念都是。这种对“超我”一词的正向用法，可能会予人一种观感：似乎是在建议我们顺服文化的习俗，仿佛焦虑的免除和人格的健康，在遵循“规则”以及从不违逆文化模式的传统人身上，最能够得到验证。
我所指称的困难可在爱达（Ida）身上看到，她是第九章两位黑人未婚妈妈之一。我相信从弗洛伊德和莫勒的概念来看，她拥有强烈的超我。爱达（我引述自第九章）有一种“想有所成就的强烈需求，但是她却没有她想要成就的自选目标或感受。”因此，她的自发性和内在的本能刺激，几乎完全被压抑了。她与别人的应答总会使她焦虑，因为她的回应永远无法符合自己的高标准。当她觉得自己没有活出内化的期望时，就会身陷方向的迷失中，接着就是神经性焦虑的大量发作。
她所陷入的“束缚”包括惯于臣服权威的这个事实，当使她怀孕的年轻人坚持他的想法时，她也无法向对方的权威说不。她的罪恶感不是因为婚前性行为或未婚怀孕，而是因为她向母亲以外的权威臣服。这是全然依赖外在权威的个人所面对的困境，不论这个权威多有智慧或多么善良。因为关键在于，作为最终判准的竟是权威，而不是个人自己人格的完整性。那些向父母臣服，或向“超我”这个内在父母臣服，以解脱神经性焦虑的人，也会面对同样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