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动物的“类焦虑反应”（anxiety like reactions），对于人类的焦虑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我们用“类焦虑反应”这个词汇，是因为对于动物是否会经验到焦虑这一点，可说并无定论。葛斯汀相信动物确有焦虑，但是他用原初的惊恐反应来形容它，而这与两星期大婴儿的“正常”焦虑反应大致相同。苏利文则主张动物不会焦虑。莫勒早期对老鼠“焦虑”（本章稍后会讨论到）的研究中，曾使用过“恐惧”与“焦虑”这两个名词。但是他后来认定，动物所经验到的不安是恐惧。除非把它们与人类置放在一起，处于特殊的实验心理关系情境中，否则动物是不会焦虑的。然而，与葛斯汀不同的是，莫勒的“焦虑”指的是神经性的焦虑，它的基本定义预设了“自我意识”、“潜抑”等人类独有的特质。
我认为利戴尔（Howard Liddell）解决了这项争议。利戴尔根据他以羊为实验对象所做的动物神经症系列研究，发表了与我们目前的焦虑研究特别相关的一篇论文。他认为动物并不具备与人类相同意义的焦虑，不过它们相对具有一种原始简单的情绪，称之为警戒（vigilance）。利戴尔（Howard Liddell），《警戒在动物神经官能症发展上的角色》（The Role of Vigil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Neurosis），发表在美国精神病患者协会（American Psychopath Association）的焦虑对谈，纽约，一九四九年六月（收录在霍克等〔Hoch & Zubin〕主编，《焦虑》〔Anxiety, New York, 1950〕，pp.183—197）。当动物处于可能受威胁的情境时——例如，实验室里预期将遭电击的羊，以及躺在自然栖息区，每十秒便醒来一次，察看有没有预备偷袭的爱斯基摩猎人的海豹——它们都会显现出警戒的状态，并且预期会有危险发生。此时的动物仿佛在问：“怎么回事？”这种警戒状态的主要特色是不间断的怀疑（显示动物并不知道危险何时会发生），随时准备行动，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行动方向。我们很快便会明了，动物的这种行为与人类在焦虑情况下的迷惑与不安十分相似。
利戴尔认为，尽管葛斯汀引用了他的“灾难式反应”（catastrophic reaction）概念，来描述这种警戒状态，但是因为葛氏只强调高强度的反应，而使得其他研究者难以认同所谓的灾难式反应。这点似乎是正确的。在制约实验中，警戒不必然是高强度的，例如实验情境中的神经症反应便是，此时动物会清楚显现葛氏所谓的“灾难情境”是怎样的景象。但是，各种层级的反应都会有，即使是“眼睛微动、心脏轻微加速”的低强度反应，也不例外。
利戴尔说，提供制约反射（conditioned reflex）力量的，正是这样的警戒状态。当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 1849—1936，译注：苏联生理学家，以消化生理的研究获得一九○四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能够准确地描绘出制约的神经生理学机转时，利戴尔却认为，巴甫洛夫有关制约动力来自本能的说法——例如，狗具有找食物、避免疼痛和不舒服的本能欲望——是不正确的。利戴尔写道：“制约机转的驱动，并非如巴甫洛夫所认定的那样，是由不受制约的高能反射中心，连贯到因制约刺激启动的低能感官冲动中心，所形成的能量传输新路线来完成的。”相反，它的动力来源是动物的警戒能力，或是因为动物的有机行为对环境保持怀疑、警觉而取得动能的。利戴尔在这里所做的区分，正是我们在前一章所强调的——这个问题在于生物心理层次，而非神经生理层次。换言之，发生行为的神经生理媒介，切不可与行为的成因混为一谈。如果动物受到制约——也就是说行为学习有其规律——它一定要能够就“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找出可靠的答案来。因此，在制约实验中最为要紧的，就是要能够前后一致。
在它们的能力范围内（譬如，羊的回溯和前瞻能力，大概只有十分钟左右，狗大约可以到半个小时），动物也要能够针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个问题，找出答案来。当动物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时，便会持续地处于紧张状态中，仿佛不断地在追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而动物在实验情境下被设计产生神经症的反应，正是如此；换言之，此时动物正持续紧绷地处于警戒状态，它的行为很快就会变得惊慌失措和“神经兮兮”。这个在动物身上发生的情况，就像是人类在严重而持续的焦虑负担面前崩溃了一般。尽管利戴尔警告说，我们不能把动物受扰的行为与人类的焦虑相提并论，但是我们可以说：动物的制约反射行为和实验情境下神经症反应的关系，就像人类的理智行动和焦虑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
读者当可明了，我们和利戴尔一样，从生理学的领域——本能——踏入有机生物的领域。我们用本能释出“能量”的方式来思考论说，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好像我们处理的是电流一类的东西，能够被我们度量，甚至为我们控管。利戴尔清楚地指出，事实真相根本不是如此：我们所关心的是像利戴尔的狗和羊一样的有机体，它们的全方位防卫反应，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以及传递这些讯号的神经与生理媒介等。这些能力的加总，便成为动物的警戒状态，也就是人类焦虑的前身。
这使得利戴尔在人类智识与焦虑的关系这一点上，发展出相当具有启发性的想法来。巴甫洛夫相信，动物产生“怎么回事”的反应，乃是人类追根究底的基本形式，而这种形式的极致，就是人类对他所居世界进行科学研究与务实探索的能力。利戴尔在这条思想路径上更进一步，并且使其更为精确，他把对神经系统的侦测功能（也就是“怎么回事？”）与规划功能（也就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加以区分。相较于动物，后者在人类行为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人类是可以前瞻规划未来，和享受既往成就的哺乳动物。文化的建构于焉完成。这种规划未来能力的极致表现，在人类依概念和价值存活的独特能力上，一览无遗。
利戴尔说，体验到焦虑的能力和规划未来的能力，是一体的两面。他坚称“焦虑如影随形地跟着智识活动而来，我们越了解焦虑的本质，便越了解智识为何物。”因此，利戴尔所陈述的问题，是“创造潜能”与“焦虑体验潜能”之间关系的某个面向，这正是克尔恺郭尔与葛斯汀所攻击的部分，而我们在本书中也将不断地予以处理。人类所想象的真相检测能力，处理意义与象征的能力，以及基于这些有机过程改变行为的能力——这些过程都与我们体验焦虑的能力密不可分。我们在稍后针对焦虑和人格贫乏的讨论中会看到，一个人若阻隔了焦虑，也就与创意无缘，这会让人格贫乏。反之却未必如此——一个人不是越焦虑，便越有创意（请参见第十一章）。
最后值得提出的一点是，就像我本人以及许多本书引述的研究者一样，利戴尔也把人类的社会属性，视为是我们具有特殊智识创造能力的根源，同时也是我们具有焦虑能力的原因。（此处所谓“社会属性”的定义，是“人际之间的”（interpersonal）以及“个人内在的”（intrapersonal）。）利戴尔肯定地认为：“智识及其阴影——‘焦虑’，都是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产物。”让利戴尔得出这个结论的推理，非常类似于苏利文，也和弗洛伊德以及莫勒对焦虑之社会起源的观点相同。我也必须强调，若是缺少了独立的个体内在潜能，社会的交往活动也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