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只有一处注记与荣格（Carl G.Jung）有关，主要原因是荣格从未系统化其焦虑观点。就我判断，荣格从未在著作中直接探讨焦虑的问题，但其思想是否曾探讨焦虑的理论，需要进一步详细研究他的所有著作。
我在这里引述荣格的一个显著贡献：他相信焦虑是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力量与意象入侵到意识的心灵时，个体所做出的反应。焦虑是在害怕“集体无意识的掌控”，害怕人类动物祖先的残余功能，也害怕残存在人格次级理性层次的古老人类功能。荣格，《分析心理学全集》（Collected Paper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London, 1920）。这种非理性素材的可能涌现，会威胁到个体井然有序的稳定实存。如果个体对来自集体无意识的不理性倾向与意象，只有薄弱的阻挡能力的话，他便可能会有精神病和伴随的焦虑。如果非理性倾向被完全阻断的话，其结果便是经验的贫瘠和创造力的缺乏。正如克尔恺郭尔说的，个人必须勇于面对和克服焦虑，以避免内在的贫瘠。
荣格认为，来自无意识非理性素材的威胁，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害怕对自己觉知。帷幕后可能藏了什么，我们永远不知道，因此人们宁可将意识外的因素‘列入考虑、小心观察’”。多数人
对未知的“心灵陷阱”有着神秘的恐惧。当然没有人会承认如此可笑的恐惧。但这种恐惧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恰好相反，它太有根据了。荣格，《宗教心理学》（Psychology and Religion, New Haven, Conn., 1938），pp.14—15。
荣格主张，原始人对这种“非预期的无意识危险倾向”，比文明人更有心理准备，并发明仪式和禁忌来保护自己。文明人同样会发明防御装置来对抗非理性力量的入侵，这一类防御机制渐渐系统化，且运用得如此习惯，使得“集体无意识的掌控”只有在集体疯狂这类特定现象中，才会直接控制全局，或是透过精神病、神经官能症间接掌控。
荣格的重要论点是，当代西方人过度强调“理性”、知性的功能，这种理性的强调不会带来理性的整合，却“为某种自我中心的权力目的，误用理性和知性”。同上，p.18。他引述一位癌症恐慌案主为例。该案主“把一切都强置在无情的理性法则之下，但是‘自然’偏偏脱逃了，并以‘恐癌念头’这个完美、无懈可击的无迹形式回来报复”。同上。
我认为，荣格的强调对当代西方文化具正面价值，透露出神经官能症的一个共同面向——误用理性以对抗焦虑，而不是用理性来了解、厘清焦虑。但是问题似乎在强调理性，反而导致荣格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分（他的“无意识心灵的自律性”《心理学与宗教》，第一章。概念便是一例），也使得他的许多思想难以与其他焦虑概念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