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焦虑观点的根源，理当来自他视个体化为人类发展核心问题的信念。他认为人的一生是一连串无止尽的分离经验，每一次都是个人拥有更大自主性的机会。出胎是人生的头一次也是最戏剧化的分离，但是同样的心理经验也会发生在小孩断奶、上学、告别单身结婚以及人格发展的所有阶段，死亡则是最终的分离。兰克认为，焦虑是这些分离所带来的不安。当与个人环境结合或有依赖关系的先前处境被打破时，便会有焦虑：这是要活出自主性的个人所必须面对的焦虑。如果个人拒绝与眼前的安全处境分离，他也会经验到焦虑：这就是焦虑，除非个体的自主性已经失去。“将个体从整体分离”的概念在人类思想上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一路回溯到古希腊前古典时期的安那西曼德（Anaximander, 611—545, B.C.，译注：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这个概念不论在心理学或哲学上，都是很丰富的，而兰克的心理学也有许多实验和经验上的数据为其根基。
兰克对焦虑的了解深受他对出胎创伤之著名研究的影响。《出胎创伤》（The Trauma of Birth，New York, 1929）英译本；德文本出版于一九二四年。出胎的象征在兰克对个人生命心理事件的诠释中深具重要性，尽管他相信婴儿在分娩时会感到焦虑的看法，仍有争议的空间。兰克主张“小孩在诞生行为中，首次体验到恐惧感”，并称此不安为“面对生命的恐惧”。兰克（Otto Rank），《意志治疗》（Will Therapy: An Analysis of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in Terms of Relationship, New York, 1936），自德文授权翻译，p.168。此一原初焦虑是个人被迫与母子合一的先前处境分离，并被拋掷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在世存有状态。
我同意，成人的心智可以把出胎经验想象成充满恐怖危险的可能，这当然足以令人深感焦虑。但是，刚出胎婴儿的经验为何，以及婴儿是否经验到任何可被视之为“情感”的事物，是截然不同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如果把出生时的焦虑说成是“潜在”的而不是真实的，并把出胎视为一种象征，似乎是更正确的看法。事实上，兰克在后期著作（除了上述所引的话）中的确很明显是以象征的方式在说明出胎经验。例如，兰克便主张案主在心理治疗结束与分析师分离时，会有出胎经验。《意志治疗》，p.xii。
兰克肯定地表示，在拥有任何具体的内容之前，婴儿的焦虑便已经存在了。他批评：“个人带着恐惧诞生，此一内在恐惧独立于外来的‘性’或其他性质的威胁之外。”在成长过程中，孩子的“内在恐惧”开始附着在外来威胁之上，这个过程造成“一般性内在恐惧的偏颇和客体化”。他把原初焦虑以恐惧形式附着于具体经验的情形，称为“治疗性的”，意思是说个人可以因此更有效地处理具体的威胁。同上，pp.172—173。兰克在此是区分原初、未分化的不安（“焦虑”），以及具体、客观化的不安（“恐惧”）。
兰克用恐惧一词来代表恐惧和焦虑，这点很令人困惑。但是，在其文章脉络和用词本身，又可清楚看出他所指的“生命恐惧”、“内在恐惧”以及新生婴儿的“原初恐惧”，和弗洛伊德、霍妮、葛斯汀等人所称的焦虑是同一回事。例如，他描述原初恐惧为“未分化的不安全感”，这肯定是早期焦虑的确切定义。“生命恐惧”和“死亡恐惧”这些泛泛之词对我并没有意义，除非它们意指焦虑。个人可能害怕邻居会枪杀自己，但持续的“死亡恐惧”是另一回事。读者如果将兰克的“恐惧”换成“焦虑”，就比较能了解兰克的讨论。
兰克说，婴儿的原初焦虑在个体一生中会以生的恐惧和死的恐惧两种形式出现。这两个词汇初窥下可能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它们所指涉的两种个体化面向，会以变化万千的形貌出现在个别经验中。生的恐惧是伴随所有新生自立行动而来的焦虑。它是“个人必须过着孤寂生活的恐惧”。《意志治疗》，p.175。兰克主张，个人感知到自己内在的创造力时，便会有这种焦虑。实现这些能力就是在开创新的关系组合，它不只表现在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上，更表现在新的人际关系以及个人自我的重新整合上。因此，这种创造性潜能带来了与旧有人际关系分离的威胁。这种创造性活动隐含焦虑的概念对于兰克这样的心理学家而言，绝对不是偶然的，他完成了深度心理学中最具穿透性的艺术家心理研究。这个概念我们已在克尔恺郭尔身上看到，也出现在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中。请参见第二章克尔恺郭尔的部分。
死的恐惧在兰克思想中恰与以上论述相反。生的恐惧来自“进步”、成为个体的焦虑，死的恐惧来自“退步”、失去个体性的焦虑。那是被整体完全吞噬的焦虑，以比较带有心理意味的用语来说，除非人陷溺在依赖性的寄生关系中，否则便一定会有焦虑。
兰克相信每个人都会经验到这两种极端的焦虑形式：
个人在这两种潜在的恐惧之间，在恐惧的两极之间，终其一生都在两者之间摆荡，这说明我们尚无法追溯出恐惧的单一根源，或靠治疗克服它。《意志治疗》，p.175。显然兰克的意思是，要靠治疗来克服所有焦虑是不可能的；他清楚指出神经性焦虑或许可以克服。至于正常的焦虑，他主张如果健康的个人可以在有焦虑的情形下依然向前的话，那么它便可以被超越。借由创造力，个人便可以超越正常焦虑并克服神经性焦虑。
神经病患无能保持这两种焦虑形式的平衡。他在面对个人自主性时产生的焦虑，使他无法肯定自己的能力，他在面对依靠他人时产生的焦虑，则使他无能献身于友谊与爱。因此，许多神经病患都是表面独立，实际上却过度依赖。因为焦虑过大，神经病患都会普遍地压缩自己的冲动和自发活动；兰克认为，这样压缩的后果是神经病患的过度疚责。但是健康和具创造力的个人，却能有效地克服焦虑，肯定个体的能力，并与成长必然带来的心理分离危机达成和解，并以进步的新方式整合自己与他人。
虽然兰克主要的兴趣在个体化，但是他也知道，个人只有在与文化互动或参与他所谓的“集体价值”时，才能实现他自己。兰克把西方文化中无所不在的各种神经官能症特色描写成：“高度的自我意识、自卑感、不适感、恐惧责任与疚责感”；事实上，西方文化中普遍的神经官能症特质，可以被看成是“宗教等集体价值已被推翻，而个人被迫要面对现实”的文化产物。巴利（Pearce Bailey），《理论与治疗》（Theory and Therap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Dr.Otto Rank, Paris, 1935）。不用说，兰克使用“集体价值”这个词汇，必然是法西斯主义式的集权主义——一种集体主义的神经官能症形式——出现在欧洲之前。在西方社会价值混乱的文化状态中，集体价值的丧失已不只是神经性焦虑的原因，它更使得个人在克服神经性焦虑时备感艰难。
读者会发现兰克的词汇与他的二元式思想并不相容，但其作品仍不失阅读的价值。在攻击焦虑问题的两个基本面向——亦即焦虑与个体化以及焦虑与分离的关系方面，没有人能比他更具洞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