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的个人竞争倾向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便大大受到经济发展的怂恿与强化。中世纪公会（公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竞争的）的分裂，为个人的激烈经济竞争开启了一扇大门。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重要特质。因此，要紧的是去探究当代人性格结构中的个人竞争野心，是如何与经济发展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将遵循唐尼（Richard Tawney, 1880—1962，译注：英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文艺复兴以降数百年来之经济发展的讨论，也会特别参照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心理隐喻。在这一节中，我们的重点是前述文艺复兴时期新兴原则的应用与运作。
当代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受到许多因素牵制，但是在心理层面，毫无拘束的个人新权力观至关重大。一般在合理化当代的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时，总是强调个人积聚财富并化财为权的“权利”。唐尼指出，个人的自身利益和扩张的“本能”，已被神化为社会所能接受的经济动机。十八、十九世纪工业主义的基础，更“否认任何比个人理性更优越的权威〔社会价值、功能〕”。唐尼（R.H.Tawney），《贪得无厌的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 New York, 1920），p.47。这“使得个人自由遵循自己的利益、野心或嗜好，不会因为臣服于任何共同的忠诚核心而受到拘束”。同上。就这点而言，当代“工业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误用”。同上，p.49。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弗洛伊德明显接受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的共通偏见，认为能够不顾社会而达到自我满足的成功个人，便是健康的人格。这是唐尼由经济的观点出发，所谓个人自我利益的神化，以及自我膨胀之“自然本能”的心理形式，后者也是过去几百年来工业主义的特色。这是当代西方文化理想在实践的过程中，与长远的伦理传统违背的例证之一。
唐尼口中的“经济自我中心主义”立基于下列假说：个人自我利益的自由追求，会自动带来社会全体的经济和谐。这种假说的功效，在减缓社会内在孤立所带来的焦虑，以及因经济竞争而来的敌意。竞逐成功的个人便可相信自己的努力扩张能够让社群更为强大。这种假说在当代多数时候都是个具实用性的真理。从这点来看，个人主义的成长确实大大增加了所有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管道，这点戏剧性地得到证实。但是从其他角度看来，特别在独占性资本主义的后期发展阶段中，个人主义式的经济发展，会对个人内在以及人际间的关系，具破坏和分解的反效果。
然而，个人主义经济的全面性心理隐喻与结果，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浮现了出来。特别在最近的发展上，个人主义的心理成果之一，便是工作（work）对多数人而言已失去实际意义。工作已经成为一项“苦工”（job），其价值标准不在生产活动本身，而是相较下的偶尔劳力所得——工资或薪水。这么一来，社会尊严与自我尊严的基础，也由创造性的活动本身（真正能增加个人自己的力量，并因此务实地降低焦虑的满足感），转变成财富的攫取。
工业系统所被赋予的最高价值，便是财富的扩张。因此，工业体制的另一个心理结果便是，财富成了公认的特权和成功标准，也就是唐尼口中的“公共尊严的基础”。财富的扩张本具竞争性；成功便是比邻人更有钱；别人财富的缩水等于我们自己财富的增长。唐尼从经济观点看到的，我们稍后会从心理学的观点来指出——换言之，以财富的攫取来定义成功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的邻人或竞争者永远可能更有钱；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的地位是否无懈可击，因此便会受到不断增加财富的需要所驱策。琳德夫妇在对美国小镇第一次研究的“为什么他们这么认真工作？”（Why do they work so hard?）这一章中特别指出，“商人和工人似乎拼了命要让赚钱的速度，跟上自己主观金钱需要的成长速度”。琳德夫妇（R.S.Lynd and H.M.Lynd），《美国小镇》（Middletown, New York, 1929），p.87。我们公平地推论这些“主观需求”多属竞争性的动机，如“跟上邻人的脚步”。
重要的是，财富的取得如同成功的既定标准一样，并不是为了要维持生计或增加享乐而扩张物质财产。财富反而是个人权力的征兆，成就和自我价值的证明。
尽管当代个人主义经济的基础，是因为相信自由个人有无上的权力，它却导致越来越多人必须为少数拥有大笔财产（资本）者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境会导致无所不在的不安全感，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个人不只面对了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成功标准，他的工作机会更相当程度地在他的掌控之外。唐尼写道：“安全感是最根本的需要，西方文明最大的罪便是大众并不拥有安全感。”唐尼，如上引述，p.72。因此，实际的经济发展，特别在资本主义的寡占层面，是直接违背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立基的个人努力之自由这项假设的。
但是正如唐尼所指出的，这些个人主义假设根深蒂固于西方文化，让为数众多的人不顾它们与真实处境的矛盾，而牢牢攀附其上。当中产与中下阶级都经验到焦虑时，他们便会在个人（财产）权利——储蓄、不动产投资、退休年金等——的相同文化基础上，加倍努力以得到安全感。这些社会阶级成员的焦虑，经常成为他们努力维护个人主义假说的附加动机，却不知道这种假说正是他们没有安全感的部分肇因。这点在了解当代独裁的发展上很重要。“安全感的渴求是如此急迫，以至于那些因财产滥用〔以及作为财产权基础的个人权利假说〕而苦的人……会忍受甚至保卫它们，以免修剪死东西的利刃反过来给生者一刀。”唐尼，pp.72 ff。
唐尼也指出下列重要观点：为改善中低阶级生活的革命（如十九世纪的各种革命）基础，与统治阶级的主张并无二致，那就是由个人权利的统治权以及财产权衍生出来的假说。这些革命的价值在确实扩展了个人的权利。但是对唐尼而言，它们立基于同样的谬误假设：个人的扩张自由凌驾社会功能之上。这一点对于下列问题至关重大：当代初始数百年间所发生的革命和社会变革，与当前冲击西方文化的革命与骚动，有什么差异吗？
唐尼认为，自文艺复兴以降一直是经济发展特征的个人主义，缺少工作与财产的社会功能观。个人主义式的假设“无法让人们合作，只有共同达成目标的羁绊，才能促使人们合作，个人主义就是要否定这种羁绊，因为重权利而轻劳役正是个人主义的精髓”。唐尼，如上所引，pp.81—82。这一点和本书的前提一致：竞争性个人主义不利于社群经验，社群的缺乏更是当代焦虑极为重要的因素。
减缓焦虑的手段之一便是从事疯狂的活动。我在第十一章中描述了越战士兵对类似疯狂活动的需求。个人一方面要面对“超人”的经济势力，而产生无能感，另一方面却仍对个人努力的效应抱持理论的信仰，焦虑便在这个两难的困境中油然而生，并在过度的行动主义下成为病症。真的是这样，十六世纪以来对工作的大力强调，已经成为缓和焦虑的一种心灵动能。工作本身便是一种美德，这点已经相当背离工作所带来的创意与社会价值。（加尔文主义〔Calvinism〕认为工作成就虽然不是得到救赎的手段，但却是使我们成为神之选民的明确标志。）这种工作无限上纲论，也让时间与规则的重要性得到高度评价。弗洛姆认为“永不歇息的工作驱力是十六世纪的基础生产力，其重要性不下于蒸汽与电力之于当代工业体制的发展。”弗洛姆，如前所引，p.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