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视西方人个性结构中的个人主义本性，为中世纪集体主义的反应或对照。用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的话来说，中世纪的公民“对自己的认知只是族群、人种、党派、家族或企业的一分子——他们只能从某些笼统范畴来认识自己”。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文明》（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1935），密朵模尔（S.G.C.Middlemore）译。理论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公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在家庭和封建阶级心理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在教会道德与精神结构中的地位。情绪的表达透过共有的管道，例如节庆中大家的情绪可以互相连结，在十字军这类运动中也会出现侵略性情绪。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983—1945，译注：荷兰史学家）指出，“所有的情绪宣泄都需要一套系统严谨的约定形式，因为没有这些形式，热情与暴力便会恣意破坏生活。”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24），p.40。
赫伊津哈指出，到了十四、十五世纪时，原先作为疏通情绪与经验管道的教堂与社区阶级形式，反而成了压迫个人生命力的手段。象征符号的使用在中世纪尾声原本很有活力，但是现在却逐渐消失了。它们成了无关紧要的空泛形式，与现实也貌合神离。中世纪的最后一百年四处弥漫着压抑、忧郁、怀疑与大量的焦虑。这种焦虑采行了对死亡过度惧怖的形式，并对魔鬼与巫师充满恐惧。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24），p.40。曼海姆表示：“我们只要去看看包士（Bosch）和格里奈瓦德（Grunwald）的画，便可以看到表现出恐惧与焦虑的中世纪失序现象，而恐惧和焦虑的象征性表达形式便是在对魔鬼无所不在的恐惧。”曼海姆，《人与社会》，p.117。文艺复兴式的个人主义，可说是在反抗中世纪末这种逐渐衰败的集体主义。
对个体的新评价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概念，都成了文艺复兴的重要主题，也生动地呈现在乔托（Giotto, l276?—1337）的作品中。许多权威人士主张新世纪就在乔托和他的老师契马布耶（Giovanni Cimabue, 1240—1302）身上展开。乔托确实生活在文艺复兴全盛期之前的“首次意大利文艺复兴”。我们在本章中对艺术品的预设在于，艺术家表达出文化中的潜在假设与意义，艺术象征也往往比文字符号的表达，更不会受到扭曲，也更能直接沟通文化的意涵。相对于中世纪画作中的肢体僵硬、正面向前的象征型人物，乔托笔下的人物脸部为四分之三的侧面，并有独立的动作。相对于先前画作中的笼统、出世、僵硬表情的典型人物，乔托开始描画个别的情绪。他画出个别的悲伤、欢乐、热情以及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惊喜——父女亲情、悲逝友人等等。自然感伤的欢愉延续到他的动物画作；他笔下的树石妙趣预示了自然形式的喜乐。乔托一方面保留了某些中世纪艺术的象征特性，同时呈现即将成为文艺复兴特色的新兴态度，也就是新人文主义与新自然主义。
中世纪的概念认为人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单元，相较于此，文艺复兴时期则认为人是独特的实体，社会只是烘托个人功成名就的背景。乔托时期与文艺复兴全盛期的主要差别是，前者肯定小人物的价值（圣法兰西斯〔St.Francis〕对乔托的影响就在这种小人物的评价上）；但是在文艺复兴全盛时，有权能的个人开始受到重视。这种现象是当代焦虑模式的根本，我们也要开始追溯其发展。
文化的革命性变化与扩张，使得经济、智识、地理、政治各个领域都富含文艺复兴的特质，这种现象值得好好来描述。这些文化上的变化与自由且自主的个人新权力信心有因果关系。一方面，这个时期的革命性变化以个人的新观点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化则成为个人演练权力、创新、勇气、知识和蛮力的诱因。社会运动将个人从中世纪的家族阶级中释放出来；个人靠着英勇行为挣脱出生的阶层，达到崇高的成就。因为贸易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成长所获得的财富，提供新机会给进取冒险的企业，犒赏了那些肯大胆冒险的人。教育和学习重新得到看重，得以表达知性的自由和奔放的好奇心；以世界为校园而四处游历的大学生，象征着新学习方式与自由行动的关系。当此同时，知识因为是获得权力的手段，而受到重视。吉伯第（Lorenzo Ghiberti, 1378—1455）这位为时代发声的文艺复兴艺术家说：“只有无所不学者，才能无惧地鄙视财富的增减。”引述自布克哈特，如上引文，p.146。
当城邦统治权迅速更迭易手之际，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动荡不安，也成了权力放任运用的诱因。人人为己是常态，勇敢和能干的人才能掌握、维持崇高的地位。
基于个人野心蠢动的肆虐，这类情事便无所不在。才干能力可以让最卑贱的神父攀升到圣彼得的宝座，让官阶最低的士兵直升至米兰公爵的领地。厚颜无耻、积极进取、狂妄犯罪都是当时的成功要件。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意大利文艺复兴》（The Italian Renaissance, New York, 1935），p.60。
布克哈特谈到与当时的个体性表现息息相关的暴力时说：“人格的根本之恶也是它的伟大之处， 亦即过度的个人主义。……施加于他人身上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胜利景致，驱使他〔个体〕螳臂挡车以防卫自己的权利。”布克哈特，如上引文。
文艺复兴对个体的高评价，不等于对人的高评价。反之就像上面提到的，它所指涉的是强势的个人。前提是弱者可以被强者毫不自责或遗憾地剥夺操控。紧要的是，尽管从许多面向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立下了为后世主要社会所无意识同化的原则，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群强势、具创意的个人的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美德（virtu），以勇气和造就成功的其他特质为主。“成功是评断行为的标准；帮助朋友、胁迫敌人以及生财有道者，都被视为英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对‘美德’这个字的运用……只停留在所谓的罗马‘美德’，它可被运用在勇气、知性能力以及达成一己之私的勇敢行为，不论所指为何。”西蒙兹，如上引文，p.87。我们注意到个人主义与竞争性汇整在一起了。以社群为自己名利竞技场的强势者，若被神化并视为理所当然，成功便注定会是竞争性的。整个文化系统都在奖励自我觉察，方法是要比他人优越或胜过他人。
这种对于自由个人权力的信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坚强男女身上，可说是昭然若揭。阿尔贝堤（Leon Alberti, 1404—1472）这位十项全能的文艺复兴巨擘，将强者的座右铭公式化如下：“有志者，事竟成。”布克哈特，如上引文，p.150。但是，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态度，再也没有比米朗多纳（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表达得更清楚了，他甚至写了十二本书来证明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在其名著《人性尊严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他想象造物者这么对亚当说：
我们所赋予你的……既无固定的居所，也无和你类似的生命形体。……你不受任何拘束，可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我已将力量倾注在你的身上，因此是你为自己确立身份。我已将你置放在世界的中心，因此你可以更利便地探索世界百态。我们在造你时，既没有把你变成天使，也没有把你变成俗物，既非必朽，也非永恒。目的是为了要让你能成为你自身的形塑者，让你自由地决定哪种形式才最适合你。你有能力让自己堕落成为低劣残暴的动物。也有能力依据自己的智慧抉择，转生成为高尚神圣的生命。
认为人类具有广泛自由的能力，可以进入任何他所选择的地带，是一种伴随智识力量而来的极端想法，它被西蒙兹描述为“当代魂灵的圣显”。西蒙兹，如上引文，p.352。用米开朗琪罗的话来说，只要“相信自己”，人类的创造力便无远弗届，此处的人格理想范型，便是充分而多元发展的全人（l uomo universale）。
但是，这个“美丽新世界”的阴暗面又在哪里？我们的临床经验告诉我们，这么强烈的信心必然会受到某种反向态度的制衡。我们发现在文艺复兴这种充满信心的乐观底下，在较没有觉察到的层次，出现一股酝酿中的初期焦虑感的绝望情绪暗流。这股直到文艺复兴末期才浮上台面的暗流，清楚地在米开朗琪罗身上看到。米开朗琪罗有意识地歌颂个人主义的挣扎，大胆接受个人主义的孤寂。他写道：“我没有任何一种朋友，我也不需要任何朋友。”“任何追随他人者将不会成长，任何不知道如何靠自己能力创造的人，也无法从他人的成果中获利。”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New York, 1915），史崔（F.Street）译，p.161。这里头完全不见奥登的洞见，
……因为自我是个梦
邻人有所需才会有梦。
我们在米开朗琪罗画作中看到的紧张与冲突，是那个时代过度个人主义的潜在心理对等物。他画在西斯汀大教堂（Sistine Chapel）天花板的人物，好像总是在怨怼不安一样。西蒙兹指出，米开朗琪罗画笔下的人形“因为一股奇异可怕的内在躁动而感到紊乱”。文艺复兴人觉得自己恢复了古希腊精神，但是西蒙兹指出，其中的根本差异可以对照米开朗琪罗的躁动与斐迪雅斯（Phidias, 490—430 B.C.，译注：希腊雕刻家）的“沉着平静”。西蒙兹，如上引文，p.775。
乍看之下，几乎所有米开朗琪罗的人物都强有力且雄心勃勃，细看之下却发现各个都张大了一双难掩焦虑的膨胀双眼。观画者在《人类的堕落》（The Damned Frightened by Their Fall）的人物脸上看到强烈不安的表情，是可以预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斯汀大教堂壁画的其他形貌较不紧张的人物，也出现同样的惊怖表情。米开朗琪罗就好像要证明自己表达的不只是文艺复兴的内在紧张，也包括自己身为其中一分子的不安一样，其自画像的双眼也明显张得大大的，正如同典型的不安反应。总的来说，在大量文艺复兴艺术家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被意识典范所覆盖的初期焦虑（见拉斐尔〔Raphael〕笔下的和睦人类）。但是，米开朗琪罗的长寿让他超越了文艺复兴高峰期的不成熟信心。他的天分与深度让他比文艺复兴的早期代表人物，更能实践时代的目标。因此，他将时代暗流进一步带到阳光下。米开朗琪罗画笔下的人物既象征着文艺复兴的意识典范，也象征其心理暗流——得意洋洋、强势、发展成熟的人类，却又紧张、骚动而焦虑。
要紧的是，米开朗琪罗这类成功克服个人主义的人身上，却出现了紧张绝望的暗流。因此，初期焦虑并不是个人追求成功的目标受挫所致。我认为那是因为心理孤立和缺乏正面的社群价值所造成的，这两者都会造成过度的个人主义。
弗洛姆也曾描述这两项文艺复兴时期强势个人的特质：“看来新获得的自由，为这些人带来了两件事：力量感增加了，同时，孤寂、疑心、怀疑，而这些感觉所带来的焦虑，也增加了。”弗洛姆，如上引文，p.48。以布克哈特的话来说，这种心理暗流的明显病症就是“对名利的病态追求”。有时候，想出名的欲望会大得让人甘犯暗杀罪或其他穷凶恶极的反社会行为，期使自己能够因此名流万世。弗洛姆指出：“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与个人自我的关系，并没有提供足够安全感的话，那么名声便是让疑虑噤声的一个手段。”这个现象颇能显示人际关系的孤立与沮丧，个人有获得同侪认同的巨大需求，甚至不惜用侵略性的手段。至于结果是遗臭万年或留芳万世，似乎根本不重要。这说明了当代竞争型经济的某个个人主义面向——换言之，攻击同侪是社会公认赢得同侪认同的方式。这让我们想到，被孤立的孩子之所以会成为不良少年，是因为至少可获得反向的关心与认同形式。
这种个人主义式的竞争野心，对个人与自己的关系深具心理影响。个人对他人的态度经过可理解的心理过程，会成为他对自己的态度。与他人隔离迟早会导致自我隔离。为了累积自己的权势财富而操控他人（可在贵族和强盗身上看到），结果“成功者与自己的关系以及安全感和信心，也受到毒化。他的自我成了他所操控的客体，如他所操控的其他人一样”。弗洛姆，如上所引，p.48。尤有甚者，个人的自我评价也会以能否达成竞争成就来评量。当成功被无条件地看重时——“无条件”的意思是，个人的社会尊严与自尊完全仰赖于它——我们便看见，那刻画当代个人特性的竞争求胜的紧绷驱力，于焉诞生。卡迪纳描述这个现代人的典型问题如下：
西方人的主要焦虑来源在以成功作为一种自觉形式，正如救赎在中世纪也是一种自觉形式一样。但是相较于只想追求救赎者，当代人的心理追寻任务更为艰辛。那是一种责任，失败所带来的社会责难和满足远低于自我的满足，一种低人一等的无望感。成功是个无止尽的目标，追求成功的欲望会随着成就而增加而不会减缓。成功的手段则多半来自压倒别人的权能。卡迪纳，如上引文，p.445。
为解释对个人成功的新关注，卡迪纳强调“出世”这项中世纪的死后报酬与惩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转而关怀当下的报酬与惩罚。我同意文艺复兴的特色在强调现世价值的新评估和可能的满足。这可追溯到薄伽丘（Giovani Boccaccio, 1313—1375，译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以及出现在乔托画中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但是让我难忘的是，中世纪的个人奖赏是透过家庭、封建族群或教会组织，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奖赏则是独立个体与团体的竞争所得。这股文艺复兴追求名利的风潮，是透过现世追求死后的奖赏。重要的是，这种奖赏中的高度个人主义色彩：我们透过卓越超众、出类拔萃而获得名声，或为后世子孙所传诵。
卡迪纳的观点如下：中世纪教会至上主义下的死后奖惩，让个人的侵略性得到控制，并确认了自我。但是随着死后奖惩威力的减弱，对现世报酬的强调以及社会福祉（特权、成功）的关怀，也持续发展了出来。自我的价值不再来自死后的报酬，反而透过现世的成功得到肯定。我认为卡迪纳的观点有部分是正确的，特别是文艺复兴以降，新发展出来的现世报酬之关怀。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在何时得到奖惩——是中世纪的死后，或现代的当下——那便过度简化了，并且只能涵盖这幅复杂图像的其中一个面向。譬如说，薄伽丘赞颂追求眼前满足的文艺复兴精神；但是他也主张会有一种“超人”的势力（fortuna），试图阻断人对现世欢愉的追求。重要的是，薄伽丘主张胆大妄为者拥有智取这种“超人”势力的权力。就是这种作为文艺复兴精髓的“个人权能终获报酬”的信心，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来世报或现世报的不同，在诠释当代对于成功的过度关怀上至关重大的倾向，若从大部分当代的不同时期，本来便预设死后宗教奖赏这一点看来，是过度化约了。直到十九世纪为止，“不朽”这个主题都没有被广泛质疑（田立克）。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当代的重要面向不在奖赏的时机，而在奖赏与个体挣扎的关联。个人被报之以不朽的善行，同样造就了个人的经济成就，也就是辛勤工作并服从中产阶级的道德。
文艺复兴时期新兴个人主义的光明面——特别是个人自觉的新可能性——并不特别需要费力，因为它们已经整合成为当代文化意识与无意识的部分假说。但是未被广泛认可的个人主义阴暗面，却更合于本书的研究。它们包括1. 个人主义的竞争性本质，2. 个人权力相对于共同价值的强化，3. 无条件地独尊个人竞争成就的当代目标，4. 上述发展的心理现象首先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却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以更严重的形式重新浮现。这些心理现象有人际孤立与焦虑。
我用的一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焦虑这个词，因为显明与有意识焦虑的个人主义模式造成的后续效应，在当时多被回避了。焦虑在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以症状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在米开朗琪罗身上看到，虽然他大胆地认可孤立这件事，但是他却无法有意识地认可焦虑。就这点来看，十五、十六世纪的孤立个人与十九、二十世纪的孤立个人如克尔恺郭尔，有着尖锐的差异，后者能够有意识地觉察个体孤立所带来的焦虑。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面性扩张，使得隐含的个体孤立完全被忽略了，因此也回避了全面性焦虑冲击的觉察。如果个人在任何地方受到挫折的话，他总是可以努力重新灌注到新领域上。这是一种强调自己为历史的开端而非结束的方法。
当代西方文化的焦虑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便已定调：人际社群（心理、经济、伦理等等）是如何发展起来？又是如何与个人的自觉价值整合在一起？又如何因此让社会一分子得以避免孤立感，以及因过度的个人主义而来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