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xiety Interpreted Culturally
历史真的十分重要，因为它此时就与我们同在，
特别是那些如今依然存活却被遮蔽的过去，
它们对我们日常生活造成的冲击，我们浑然不觉。
那些在生活常轨上遭遇危机的人，
必须完整地面对他昔日的一切，
就如同神经官能症患者必须全面挖掘他个人的生活一样：
久被遗忘的过往创伤，
对于那些毫无所觉的人，极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孟福（Lewis Mumford，1895—1990），《人类的处境》（The Condition of Man）
我们已在前面章节中观察到，文化因素几乎出现在所有关于焦虑的讨论中。不论我们是在探究孩童的恐惧、身心失序的焦虑或个别神经官能症的不同形式焦虑，文化环境显然是焦虑经验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五章中，我们也已指出不同研究者所呈现之重要文化因素的理论根据。例如，苏利文描述个人在成长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和世界连结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论是子宫内的细胞，或是长大成人后与其他社会成员在爱和工作上的连结，都是如此。由于焦虑的文化因素已普遍被认为是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地就指陈出来。
这一章的目的也很具体。我要证明个人的焦虑情境，会受制于他的文化标准与价值。我所谓“情境”是指会启动焦虑的不同威胁：这些威胁多由个人的成长文化所界定。我同时想证明，焦虑量也受制于文化的调和与稳定（或者缺乏它们）。
侯乐威（A.I.Hallowell）证明，原始社会的不同威胁情境，会随不同文化而变化，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侯乐威继续论证并结论说：焦虑是文化共同接受和附加在实际危险处境上的一种信仰功能。侯乐威（A.I.Hallowell），《焦虑在原始社会中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Anxiety in a Primitive Society），《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41,6: 6, 869—881。西方文化对个人竞争野心这个目标的重责巨担，便清楚说明此概念的价值。我们已在胃溃疡（“西方文明下求取成功之野心者的共同疾病”）病患的心身焦虑调查中看到，焦虑是男人必备的功能，因为西方社会要求他们要强壮、独立、在竞争中求胜并压抑自己依靠别人的需要。我们也在儿童恐惧的研究中看到，当孩子长大并吸纳更多文化中的既定态度时，因竞争而来的焦虑和恐惧也随之增加。没错，学校孩童的忧虑研究完全显示，孩童最明显的焦虑就在竞逐学校或工作上的成功。沙朗生等（Seymour Sarason, Kenneth Davidson, Frederick Lighthall, Richard Waite & Britton Ruebush），《小学生的焦虑》（Anxiety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New York, 1960）。显然加诸竞逐成功这个目标的负荷，会随着个人的成长而增加：我们注意到，童年有所恐惧的成年人，对竞逐成败的恐惧比孩童来得大，我们诠释这种现象为，将成年后益形重要的恐惧与焦虑“归结到”童年去。本书稍后会谈到的未婚妈妈焦虑研究中，许多人可能会合理预期那些年轻未婚妈妈的主要焦虑情境，是疚责或不得社会赞同。但其实不是这样；那些未婚妈妈所报告的显著焦虑情境，是来自竞争野心——那就是，她们能否符合文化中的“成功”标准。西方文化如此看重竞逐成功的价值，而可能无法达成这个目标所引起的焦虑又是这么盛行，以至于我们有理由假定，个人竞逐成功既是西方文化的主导目标，又是最普遍的焦虑情境。
为什么会如此？个人竞逐成功如何成为西方文化的主要焦虑来源？为什么无法达成这类成就的威胁会如此盛行？这些问题显然无法用“常态”这个定义便找到答案。我们可以这么猜测，每个人都有获得安全感和被接纳的正常需要，但是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文化对这种安全感，会以竞争性的词汇来表示。尽管我们也可以假定，每个人都有扩大成就与提高权能的正常需要，但为什么这种“正常”野心在西方社会，会采行一种个人主义的形式？为什么个人成就的主要界定会与社群成相反关系？也就是别人的失败便是我的成功。卡迪纳（Abram Kardiner）在讨论卡曼奇印地安人（Comanche Indians）的文化时指出，卡曼奇文化的竞争激烈，“可是那并不妨碍社会的安全或共同目标”。《社会的心理疆域》（The Psychological Frontiers of Society, New York, 1945），p.99。不难看出当代西方的竞争性必定对社群的每一层面都具有毁灭性。为什么西方文化所强调的竞争，带有这么严厉的惩罚与报酬？以至于（我们很快便会指出）个人的人类价值感完全仰赖着竞争得胜？
本章的讨论主轴，也是我要推荐的历史研究进路，并不只是历史事实的蓄积而已。它牵涉了一个更艰巨的历史意识过程——一种深植人类的态度与心理模式，更深入文化整体模式的历史意识。既然社会的每一分子多少是文化历史发展模式与态度的产物，就某种程度而言，对过去文化的觉察便是一种自觉。克尔恺郭尔、凯斯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译注：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等学者，已将这种在自性中体现出来的历史觉察能力，描述为人类不同于其他低等存有的独特能力。我们前面已讨论过莫勒，结论得出，这种将过去带进现在成为整个因果链一环的能力，同为“心智”与“人格”的共同本质。荣格生动地表达出上述真实，他比喻个体为一个人站在金字塔顶端，并得到下面所有住户之合并意识的支撑。自以为历史始自一己的研究或集体的讨论，是很荒谬的！
历史意识的能力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能力——同时以主、客体看待自己的能力——的发展。这个方向的发展牵涉到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预设（以及自己文化的预设）视为是历史的相对产物，不论这些预设的属性是宗教的或科学的，也不论它们所指涉的是否是像西方文化对竞争式个人主义高度评价的普遍心理态度。某些文化分析者从当代科学汲取特定的预设，作为他研究其他历史阶段的专断基础（卡迪纳便是如此）。但是要了解像古希腊或中世纪等时代，却不明白我们的预设一如那些时代，都只具有历史的相对性（亦即它们只是我们的观点），也都是历史的产物，显然是行不通的。
这种研究为动能心理学的研究进路打开了一条道路，而得以以正确的态度来研究文化的模式。这么一来，我们便可避免成为历史决定论的客体。如果个人一无所觉，则文化背景就会具有强硬的拘束力。当然，在任何精神分析的治疗中都可以找到下列类比：案主为过去经验与先前发展模式所严格决定，使得他对这些经验与模式根本毫不觉察。透过历史意识的能力，人类得以脱离自己的过去而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由，修正历史对自己的影响，并在被历史形塑的同时也改造历史。弗洛姆指出，“不只历史造就人类”，
人类也造就历史。为了解决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便造就了社会心理学的领域。社会心理学的任务不仅是从社会过程的结果，来呈现热情、欲望和焦虑的变迁与发展，同时也要呈现已成特定形式的人类能量，又是怎样地倒转回来以生产的势力来形塑社会的过程。弗洛姆，如上引文，p.14。
因为现代人个性结构的完整历史发展这个主题，处理起来过于广泛，我将只讨论该个性结构中最能够引起我们兴趣的一个重要面向——竞争性个人野心。因为要贯穿西方历史的不同年代来处理这个问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将由文艺复兴这个当代的构成期开始。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关注，大致相当于个人心理治疗对童年早期阶段的强调。文艺复兴是当代开端，也是影响许多当代焦虑潜在文化模式之构成的时代，而童年早期则是成人焦虑潜在模式形成的时期。我们的目标在呈现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出现和扩大，个人主义如何在本质上成为竞争性的，以及这种竞争性个人主义，为人际的孤立与焦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