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富不过三代”。即无论你这辈子多有钱，最多只能福荫到孙子辈。到第三代以后，祖上积累的财富不是被子孙败光，就是因各种天灾人祸被损耗殆尽。
一家三代人，如果只算各自的工作时间，那么三代人的工作时间加起来，总共超过了一百年。然而在中国，百年以上的企业凤毛麟角。中国大陆目前最成功的一批企业家，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企业家的下一代继承家业不久，目前尚无法判断他们能否延续父辈的成功。到第三代接盘，至少还得等上三十年时间。因此就目前来看，中国究竟有多少成功的家族企业，还是个未知数。
既然“富不过三代”是对富人的诅咒，所以很多人相信，一个家族企业几乎不可能取得持续的成功，除非它能摆脱家族的束缚，引进社会资本与职业经理人制度，由家族以外的人来管理，才能使企业重获新生。的确，放眼今天的全球五百强，从最初的小作坊到如今的行业巨头，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
从这条路走来的。
然而，凡事皆有例外。有这样一个国家，它不仅存在大量的家族企业，而且无论从数量还是寿命上，它的家族企业都位居世界前列。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熟悉的邻邦——日本。
一、日本的长寿企业
一提起日本企业，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所谓的“工匠精神”。的确，日本企业无论在产品还是服务上都以精益求精著称。在日本，优秀工匠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职人”，能获得“职人”称号的，都是技艺出类拔萃的能工巧匠。
几乎所有去过日本的中国人，都会被当地高品质的生活设施所吸引。我们总是由衷地感慨，日本人做事那么认真细致，中国人得花多少年才能赶上呀。而接下来的这组数字同样会让你大吃一惊。
日本学者后藤俊夫在2018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工匠精神：日本家族企业的长寿基因》，显然，这是一本研究日本长寿企业的著作。什么是长寿企业呢？根据后藤俊夫的定义，就是经营时间超过一百年的企业。根据作者的统计，这样的企业在日本，总共有25321家。而连续经营200年、300年、500年乃至1000年以上的企业，分别有3937家、1938家、147家和21家。
以上数字加起来，日本的长寿企业竟多达31364家！
这些企业分布在各行各业，其中，以食品制造所占的比例最大。不过，在诸如金属加工，电子，零售等现代工商领域，也不乏百年老店。日本百年企业的数量，位居世界之首。
日本百年企业不仅数量上全球领先，在企业寿命与经济规模的占比上同样名列前茅。如果说百年企业还不算啥，那么年龄超过一千年的企业就堪称稀世珍品了。在日本，有着全世界最长寿的企业——金刚组。这是一家专门负责维修寺庙的企业，迄今已有1441年历史。而在全世界最高龄的前十家企业中，日本企业居然占到了9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九家企业除了金刚组于2006年被收购以外，其余的八家均为家族企业，它们的历史统统超过了一千年。
既然日本有那么多长寿企业，这些企业占经济规模的比例也比较大。后藤俊夫指出，日本创业200年以上的长寿企业占GDP的总额，依然排名世界第一。排名二三的分别为瑞士与奥地利。不过，后两者在经济总量上无法与日本相提并论。因此，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来看，日本长寿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二、日本企业为何长寿？
关于日本为何有那么多长寿企业的原因，后藤俊夫总结了以下几点，首先，与我们的传统印象不同，日本企业很早就摸索出了一套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比如，在人事上创建大管家制度，这套制度相当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而学徒制则保证了优秀技艺能得到很好的传承。此外，诸如复式记账、合并结算等通常被认为是欧洲人的发明，早在400年前的日本也已出现。
除了这些现代通用的管理法则，还有一些独具日本特色的经营理念也值得关注。比如，日本家族企业为了自身的长远发展，会早早地培养继承人。很多企业设有家训，告诫子孙后代有哪些经营红线禁止触碰。所以，日本的家族企业普遍比较保守，它们从不盲目扩张，或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这些企业不太愿意从金融机构或他人手中融资，一切只为确保从财务到经营理念上完全的独立自主。
最后一点，也最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从很多日本百年企业身上，都能感受到一种明确的社会责任意识。这些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强调与顾客、供应商，乃至所在社区的共赢关系。这不仅是全社会的共识，还被写入不少企业的家训。类似的观点，西方社会直到二十世纪，才由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德鲁克有句名言：“企业是社会的公器。”这被视作现代管理学思想的核心，他所不知道的是，日本企业从几百年前就开始实践他的思想了。
读完后藤俊夫的书，我产生了一个困惑，日本企业，尤其是这些拥有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为何能具有如此强烈的公共精神？这种精神，乍看之下与企业的家族背景格格不入，也和东方社会的传统不甚合拍。
三、儒家传统
众所周知，日本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儒家思想是提倡忠孝的，所谓忠孝，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通过将家族血缘关系扩展到全社会，以构建一种等级秩序。在家里，你得孝敬父母，父母是绝对的权威。走出家门，你得效忠皇帝，因为皇帝就是全天下百姓的父母。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古代，越是知识精英，例如那些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往往受忠君思想的浸淫越深。历朝历代灭亡之际，总有士大夫为之殉节，不过，他们可不是为了国家而死，而是为了报答他们效忠的君主。对士大夫而言，“君臣大义”要大于“国家兴亡”，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但相应的，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易主却不以为然，他们只在乎自己家族的繁衍生息，至于皇帝姓啥，则不关他们的事。
儒家思想把忠诚作为核心，而这种忠诚从未上升到一个抽象共同体的高度。所以在古代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是靠宗族来维持的，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往往高度团结，也通常把家族利益放在首位。但整个社会却犹如一盘散沙，陌生人之间很难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
这种情况一直到近现代仍旧非常普遍，中国人很早就移民海外，在今天的东南亚国家，你可以见到很多华人后裔，他们数量庞大，在商业上也非常活跃，却无法在当地形成影响力，究其原因，还是强烈的宗族意识限制了他们的活动。不少海外华人只愿意和自己的同乡做生意，他们眼里只有两种人，同乡与非同乡，凡是宗族或家乡以外的人，一概不值得信任。
四、欠缺的公共意识
儒家思想强化了个人与家族的纽带关系，却无法培养出公共视野。中国人直到二十世纪，才有了真正的“国家”的意识。而公共视野的缺乏，对商业活动的制约也显而易见。美籍日裔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对此就有专门的论述。
福山认为，“尽管华人的商业活动在过去几十年在全球范围扩张，但华人产业还持续着其基于家庭纽带的套路”。即使在高科技产业，华人掌握了该领域的尖端技术，思想观念仍停留在几个世纪以前。
比如，二十世纪有一家著名的华人计算机企业，叫做王安实验室，由电脑天才王安博士创立。尽管拥有西方的教育背景，王安公司却保留着显著的华人特色。王安是一位家长式的企业家，从不愿意将权力下放。他退休后把公司交给了他的儿子，但后者不具备父亲的能力，由于缺乏制度化的管理手段，王安实验室迅速衰败，如今，王安公司已经在计算机市场上销声匿迹。而类似的例子，在华人社会比比皆是。
福山指出，正是这种家长式管理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使华人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尽管数量众多，却难以在世界经济中发挥巨大能量。
家族企业并非东方社会所独有，在意大利南部，以家族为核心的企业同样分布广泛，根据福山的研究，意大利的私有部门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人们对家庭以外的人缺乏信任。在一些地区，“私有企业弱小并且由家庭持有，迫使国家介入，通过补贴大型、低效率的国有公司来维持就业水平”。
总之，在福山看来，一个社会要实现繁荣，就必须扩大它的协作网络，这势必会涉及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所谓“公民意识”、“契约精神”，都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不过，这首先要求人们突破传统的家族关系，对非亲属关系的人产生信任。然而，在意大利南部与传统的华人世界，家族血缘依然是合作的唯一纽带，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与落后。
五、异军突起的日本家族企业
乍看之下，日本社会有着华人世界与意大利南部类似的特征，前面已经说过，日本家族企业的数量位列全球之首。这些企业有严格的继承制度，只有家庭亲属才有资格掌管公司。另外，很多日本家族企业反对向社会融资，他们宁愿保持较小的规模，也不肯扩大经营。种种迹象似乎表明，日本也是一个缺乏信任感的社会。
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日本不仅有成千上万家小型的家族企业，也不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日本企业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显而易见。日式管理更是成为了各国企业竞相学习的标杆，综合各项指标来看，日本的经济实力仍旧超过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富强之邦。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为什么同样是家族企业，日本的家族企业却拥有其他国家所罕见的“现代性”？这恐怕还得从历史中寻找原因。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商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末尾。君子不屑于从商，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做生意是下流的营生，不值得提倡。中国古代的商人，即便富可敌国，社会地位也始终不高，最终不得不通过买一个官职，以实现“光宗耀祖”的夙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商人绝不会指望自己的后代继承父业，他只想让儿子考取功名，将来做个大官，唯有这样才算出人头地。
在古代中国，科举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读书人想要有出息，除了做官别无他路。这背后所反映的，是中央皇权对社会的控制，通过垄断上升渠道，以实现对民众的思想统治。
六、传统日本的“现代性”
日本也曾效仿中国采取过科举制，但实行的时间并不长。日本的天皇只是象征性的权威，实际权力掌握在各地的大名手中。在日本，做官不是年轻人成就事业的唯一出路，成为武士（当然，武士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或者经商，甚至成为僧侣，都是不错的选择。因此，日本商人乐于把家业继承给下一代，对于继承者而言，接手父辈的财产，就意味着背负了一份光荣而艰巨的家族使命。
日本从织田信长时代开始，逐步建立了宽松的统治政策，这种政策保留了地方上的自治与中央权威。德川家康上台后，日本结束战乱，进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和平稳定期。然而，全国虽然统一，各地大名依然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天皇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仅仅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可以说，此时的日本，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于一个现代君主立宪国家。
幕府是实际上的中央政府，地方上的大名则保持相对的自治，尤其是财政上的自治。大名有义务资助当地建设，但钱从哪儿来呢？最好最快捷的方式是发展工商业。
只有这种高度自治的社会，才能培养出公共意识。原因很简单，自治意味着繁荣来自每个社会成员，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谁的贡献多，谁获得的回报就多，没有任何人会分走你的蛋糕。所以，商人有积极性要把生意做好，并要求子孙发扬光大，你的事业，你的财产，你的智慧，归根结底是家族的永久资产。
幕府时代的日本从总体上讲，就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总之，正是这种博弈关系，保证了日本既没有因为地方割据而重陷战乱，也不会由于中央集权而丧失活力。反观中国，传统社会的政商关系始终保持对立状态，更有甚者，政治的触角还经常伸向商业领域，政府与民争利，严重削弱了民间资本，不少古代大商人都没有好下场。这种不健康的政商关系，也是古代中国人贱视经商的重要原因。
对于商业而言，自由与稳定缺一不可。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里曾提到过重复博弈，重复博弈就是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只存在单次博弈。而单次博弈往往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当事人只图一时的荣华富贵，不会考虑永续经营，这种心态将会助长侥幸心理与赌徒心理，百年老店更是无从谈起。
当我们感慨日本人的工匠精神时，请不要忘了，所谓匠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是好几代人智慧的凝聚，更是一个社会百多年文明富庶的佐证。好在我们不必灰心，因为中国人没有再次错过时代发展的列车，我们距离自己的百年企业，可能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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