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政治上的权势阶级对于逐渐扩大的瘾品交易带来的后果有了不同于原来的看法，越来越赞成把非医疗的贩卖与使用视为犯罪行为，至少某些瘾品应该如此处理。据历史学者艾伦·布洛克（AlanBlock）认为，这些人做了前所未闻的事，他们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控制体系，专为压抑蓬勃发展的麻醉瘾品制造业，要从原料进入厂房的时候起一直到成品送到合法取得的消费者手上，每一步骤都加以管制。如果纯粹从政府的收入与力量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以及削弱精神刺激瘾品商业活动的其他措施都很令人纳闷。
不妨说是我整理出这些措施的成败结果之后觉得纳闷。近代早期阶段的精神刺激革命会有那样的速度，有那样的规模，是因为那样发展符合有钱有权者的利益。推广瘾品种植及使用，最有功劳的是欧洲的权势阶级，他们如果没有大规模生产烈酒、大规模种植瘾品和蔗糖作物（通常用于制造烈性饮料），就不可能把势力扩张得那么快，也不可能建立起那么稳固的霸权。欧洲人用精神刺激瘾品还账、贿赂本地对手、安抚属下的工人和士兵、保持农场的人手不缺。虽然医生们和神职人员有些零星的反对意见——警告使用过量与非医疗使用对人有害，对于农场主、商人、投资者、奴隶贩子、工人的债主、军官、殖民官僚、财政部长，以及其他有责任予以促进保护与有利可图的人而言，瘾品经营乃是不可或缺的。
大麻算是一个例外，因为殖民帝国鼓励种植大麻是为了使用其纤维，不是供刺激精神的服食。就一种瘾品而言，大麻当初是普通人、奴隶、农民使用的东西，是这些人随着欧洲人扩张势力的脚步传播了印度大麻文化情结。葡萄酒、烈酒、烟草、咖啡、茶、巧克力、鸦片，以及后来的可卡因与可乐果，情形却不同。这些东西的全球性生产与买卖都与其医疗用途密切相关。因为有医疗效用、能带来快感、会使人上瘾、具社交功能，而且有些也是不错的食品，这些作物极受种植者欢迎，也是获利的可靠来源。瘾品可以赚钱，而金钱带来权力。烟草曾经为美国独立战争筹措资金，也曾经是许多欧洲战事的后援。横越大西洋的奴隶买卖曾经靠蔗糖和朗姆酒维持，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势力曾经靠鸦片而壮大。烈酒换皮货的交易成就了大富人家，提供了工业投资的资金；咖啡业的繁荣促使铁路开筑，为巴西引来上百万的穷苦移民。瘾品生产及买卖便是以上述的及不胜枚举的其他方式塑造出近代世界，并影响全世界的权力结构。到了19世纪初期，新兴的瘾品瘾头的力量已经在重塑全球环境了。
说来很讽刺，如今的西方政坛权势阶级在努力防堵大众的瘾品使用，近代早期的西方政治权势阶级却以集体决策和自我炫耀式的消费来提倡使用。这并不是说，精神刺激革命纯粹是由上而下的发展态势。普通百姓也参与了每一种瘾品的推广运动，他们会主动把新奇的医药转往其他用途上。不过，重要的政经决策终究操控在权势阶级手中：要加以课税而不是禁止；要授予殖民地土地来资助生产；要在一座座岛屿上布满蔗糖与瘾品的农庄，以扩大供应量并降低价格，这些决定都出自权势阶级，也都为权势阶级带来丰厚的利益。进入19世纪以后，权势阶级却渐渐担心瘾品滥用，倾向于执行管制与禁止，即便这样做会导致国库不小的损失。管制禁止是一种长期的发展动向，不是一次特定事件，很难明确指出这种取舍上的集体转向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可以确定的是，这在20世纪初的国内国际政策中都有重要影响力。即便执行上有缓慢或不彻底的时候，却是历史上一次少见的大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