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的保存期、运输上的可行性、适宜的价格，都是瘾品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性商品的历史条件。但也不是有了这些条件就够了。欧洲人如何断定哪些瘾品应成为赚钱的作物与国际性的产品，也曾经受到非物质因素的影响。他们是基督教徒，对于凭借化学物质转换意识状态的做法不免存有疑虑，对于印第安人在仪式中使用的致幻瘾品尤其不能接受。
美洲原住民普遍有使用致幻剂的习俗，也许并非巧合。有一种说法是：古时候的亚洲人经由西伯利亚陆桥迁移到美洲之前就已熟悉毒蝇蕈（fly-agaric，亦称蛤蟆菌）的用途。他们的巫师萨满（Shaman，原始信仰的巫者）靠着用它——或许也用其他致幻剂——与神灵界相通，在服食后悟得邪祟麻烦的缘由，为身心有病痛的人驱除病根。萨满原本应该找出各种可以帮他们进入恍惚出神状态的物质。迁移至美洲落脚的印第安人祖先把弓箭、矛枪、奔犬带到西半球，也带来了寻找致幻植物的习俗。他们努力的成果十分可观，一共发现并采用了100种左右。佩奥特仙人掌、龙舌兰豆、牵牛花籽、墨西哥裸盖菇（psilocybic mushroom）、黄褥花科卡皮藤只是广为人们所知的少数几例。欧亚大陆的文明社会对于这些植物一无所知，民间通用的致幻植物也寥寥无几，即便欧亚大陆土地比美洲广阔，居住的历史也比美洲悠久。
我们会以为，欧洲人既然误打误撞找到了美洲这个精神瘾品天堂，理当趁机补足以前荒废了的知识。按民族植物学研究者彼得·福斯特（Peter Furst）的说法，欧洲人之所以没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把致幻植物视为魔鬼的工具，认为这些都是阻碍土著皈依基督教的坏东西。这些植物显然有超自然的效能，但是印第安人的仪式之中并不见有基督，因此，那些效能只可能是从撒旦而来。这些植物因此应当禁止，不可以出口，更不可以买卖。
烟草显然不在福斯特此论之列。印第安人也在各种不同的仪式中使用烟草，尤其常用一种耐寒的烟草（Nicotiana rustica）。如今这个品种的烟草的尼古丁含量可以高达16%。萨满们抽、吸、吃、泡饮烟草，吸收的量之多，使他们幻觉恍惚到几乎会因用量过大而致命的地步——有时候也真的因而丧命。早期批评烟草不可取的英国人都会提及烟草在拜偶信仰之中的重要性，英王詹姆斯一世即是这一派的代表。他还曾不屑地说：“何不连印第安人的赤身裸体和崇拜魔鬼一并模仿？”然而，道德辩驳不会长久居上风。教会人士和他们的盟友百余年来已经把土著使用的许多致幻剂禁止、限制、赶入地下，却未能把烟草完全消灭。有些教会人士自己也染上烟瘾。
烟草成为例外，部分原因在于它是各地普遍栽种的植物，而且用途广泛。有些部落除了种烟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农耕活动。殖民者（不论占了什么地方为农庄）、教会、贸易站都不可能完全避开印第安人吸烟的行为。魁北克的耶稣会修道长保罗·勒·热纳（Paul le Jeune）曾在1634年写道：“他们对此种药草的喜爱简直到了教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睡觉也含着芦苇秆烟斗，有时候半夜起来抽烟；他们行路时经常为了抽烟而停下来，进了家门的第一件事也是抽烟。”
殖民者看见印第安人把烟草用在仪式中，另外也当作杀虫的熏剂和治百病的药方，以及用于巫术以外的接近医疗的方面。本来欧洲人从很早以前就从东方输入药材，基于文化习惯，他们知道珍贵的瘾品都来自遥远的异邦，到美洲来也是要留意有没有新的、便宜的植物药材。西班牙来的殖民者更是奉了王命要积极加以寻找。在他们看来，烟草显然是不错的药材，它是“干燥”作用剂，正符合古时候的四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医学原理，应该有许多疗效。
欧洲人也渐渐明白，使用烟草未必会产生幻觉。想引发幻觉的人服食佩奥特仙人掌必定会产生幻觉，吸烟则不一定。欧洲殖民者——他们是信基督的、文明的、理性思考的——对于是否能在恍惚中与神灵界相通没有多大兴趣，却很重视具有确定而可预测的疗效与刺激精神作用的瘾品，烟草正合他们的意，作用不那么强的热带品种烟草（Nicotiana tabacum）尤其理想。
按这个观点，近代早期的欧洲人绝不容忍巫师，而且鄙视巫师的致幻药物，只接受作用比较和缓的烟草。这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传统见解，也是在外国传教的基督教教会人士之中仍然显著存在着的观念。太平洋的公理会传教士对卡瓦的印象就不好，倒是天主教人士明显有较大的包容力，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美洲已有长久的传教经验。
至少有一位具影响力的学者认为，当初欧洲人对于强力致幻剂的经验未必一概都反对或完全无知。但他也承认，欧洲人的相关经验不是宗教性质的。皮耶罗·康波雷西（Piero Camporesi）以半意识流的笔法写成的《梦的面包》（Bread of Dreams）之中，把近代早期的世界描写为饥饿与疾病不断肆虐的地狱般的地方。人人得不到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随处可见的是：
发烧到神志错乱、伤口化脓、溃疡侵蚀着细胞组织，亦步亦趋的坏疽，恶心的淋巴结核，舞蹈症和其他使人胡乱扭动的病症，以及永远摆脱不尽的寄生虫和霍乱下痢。他们也受着“下等”面包的有害作用的折磨……那是令人产生幻觉恍惚的状态，神志不清的人和发疯的人、精神错乱的人和癫狂的人，都“昏头昏脑”而“麻木无知”，长期或一时的醉酒者，因饮了酒或——实在不可思议——吃了面包而歪歪倒倒，和跛足者、眼盲者、淋巴结核患者、瘘管病患一起，漫无目标地游荡，还有患疥癣的、肢残的、枯瘦的人，甲状腺肿大、腹痛、水肿的人。
康波雷西的论题是：人们赖以维持生命的面包已经成了有毒之物。饿坏了的人们把黑麦草（毒麦）和大麻籽等杂质掺入面粉，吃下腐败的、有麦角病的硬面包，因而产生幻觉，大家都糊里糊涂。诡异的是，不吃面包也会引起幻觉，因为饥饿会阻扰酶的制造，而大脑必须靠酶才能够正常运作。所以，不论吃不到面包还是吃了掺杂料的面包，“大批最穷困的人群……活在一个完全不真实的超越知觉的世界里”。
以上这种颇不寻常的说法的数字依据不明。我找不到“大批”最底层人群在陷入幻觉的状态下胡乱游晃的证据，倒是偶发的中毒事件可以确信是有的。可能使人产生幻觉、虚弱，甚至致死的麦角病毒可能是无意间中毒的缘由之一。不过麦角病后来渐渐变得不常见了。这种病毒在黑麦庄稼上滋生，在特别寒冷的冬季与潮湿的春季之后收成的黑麦中尤其常见。由于欧洲人逐渐用小麦、马铃薯、玉米取代易染病的黑麦，1660年以后的天气模式又是温暖而干燥的，发生麦角病的事例就减少了。蒸馏法（可以将染麦角病的谷物去毒）广为流传以后，有助于减少病毒引起的中毒，但也带来另一种后果较易预测的、意识不那么混乱的酒精中毒。
康波雷西的论述点明的重要事实是：刺激精神的物质可以帮助农民和劳工在不堪忍受的日子中苟活下去。欧洲蒸馏制酒的迅速成长，烟草输入的激增，都在历史学家所说的“17世纪全面危机”的时期发生，也许并非凑巧。在1590年出生，于1660年死亡的人（多数欧洲人当然活不到这么久）经历的时代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失业、传染病、恶劣气候、作物歉收、暴乱、屠杀、战争，只有14世纪最残酷的年月可以相提并论。这些人需要抽烟喝酒是可想而知的。
撇开宗教信仰不谈，康波雷西笔下那些表现典型综合症状的陷入幻觉的人，对于任何持久的经济活动而言，几乎都是无用的。至于只抽烟或喝茶的人，就完全另当别论了。这类瘾品能提神解闷，却不会引发幻觉，对于掌控农工的地主们就来得有利多了。“软性”的瘾品——巧克力、较淡的美洲烟草、东方来的茶叶和咖啡——之所以能打败乔丹·古德曼（Jordan Goodman）所谓的摇摇欲坠的欧洲自种瘾品的文化，这也是原因之一：软性瘾品更能配合新兴资本主义秩序的需要。不但如此，这些瘾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商品。它们为商人赚的钱，为国库增加的收入，比它们在喝走味啤酒、吃大麻籽面包的旧秩序下能获取的可多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