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
目前，虽然人们在吸烟的危害性上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在饮酒的问题上却缺乏共识。这里所说的共识就是酗酒对健康也构成严重的危害，但是酗酒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个论断来自国家酒精滥用和酗酒问题研究所的酗酒生命历程标准统计数据。根据美国国民酒精依赖及其现况的流行病学调查（NESARC），男性青年（18~29岁）中有13%表现出“酒精依赖”的特征；对于中老年人（45~64岁），这一比重下降到样本总体的3%以下。对于女性而言，流行程度更低：在18~29岁的人群里有6%，在45~64岁的人群里有1%。37来自疾病控制中心的统计数据也反映了类似的结果。根据他们的核算，死亡总数中的3.5%是由于饮酒过度。38这些统计数字总结了美国社会中酒精危害的基本情况。酒具有严重危害，而且影响了许多人。但是，这种危害主要发生在占人口比重较小的一部分年轻人身上。与此同时，人们通常认为，饮酒是派对或者庆祝活动的必要元素。广告商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描绘了欢闹的帅哥靓妹们举杯畅饮的画面。在这种场景下，提起酒精危害有点令人扫兴。
但是，尽管讨论还不充分，我们还是要来扫大伙的兴。这是因为，无论NESARC以及其他调查的结论有什么差别，它们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共同观点，那就是酒精的危害可以与卷烟的危害相提并论。作为一种慢性镇静剂，酒精直接影响了占样本总数的3%或者4%的人的健康。而且如果考虑到酗酒者的家庭成员的话，那么更是影响了占样本总数的15%~30%的人的生活。
支持这一观点的最重要的证据来自一项不同寻常的研究。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一家连锁百货商店的创始人被哈佛公共医疗保健部的负责人说服，资助了一项对哈佛大学学生生命历程的持续研究。39研究者会依据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而挑选出来合适的对象。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幸福生活的决定因素。正如这些年轻人所展示的一样，他们的禀赋和起点是其通往幸福生活的有力保障。40在研究中，1939~1944级的班级中有268名学生被挑选出来41，这项研究持续了超过75年，由4个不同的课题负责人相继接手。第三个负责人，乔治·瓦里恩特（George Vaillant）已经成为《哈佛研究成果编年史》（Harvard Grant Study）的特约编纂者。42
这项研究的首要发现就是酒是如何影响这些潜在精英的生活的。这些人中有23%曾在一生的某些时候酗酒。43其中，大约7.5%的人曾受“酒精依赖”的折磨。44另外，在瓦里恩特看来，酒精依赖对于他们的影响并不仅限于青年时期，因为这是一种慢性的削弱生理和心理功能的疾病。这些滥用酒精者的平均寿命不仅比其他非滥用酒精者更短45，而且社交能力也更低。
令人惊讶的是，瓦里恩特指出酗酒对人格有不利影响。早在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之前，精神病学家就关注了酒精与人格的关联，他们普遍认为，酗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幸的童年所导致的。在这个非常弗洛伊德式的观点看来，这是糟糕而冷酷的父母催生出来的自然结果。精神病学家们对此观点有极为充足的证据：他们常常看到那些酗酒者在沙发上讲述他们悲惨的、受虐的童年经历（也许是精神病学家诱导的）。但是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中还包含了一个重要且独特的发现。在研究一开始，资深的采访人不但询问了学生关于自己童年经历的问题，他们甚至还访问了学生的家庭，采访了学生父母。这些过往采访表明，酗酒者与他们不酗酒的同辈们相比并无差异。相反，数据表明，正是酗酒本身改变了他们的人格，将他们变成如今这个满腹牢骚的人。46瓦里恩特得出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结论：酗酒剥夺了酗酒者与他人亲密相处的能力——他将这一能力看作不酗酒者更幸福的原因所在。此外，酗酒不仅仅危害酗酒者本人，还同样伤害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这些结果在深入的精神病学访谈中被揭示出来。这个结论同样可以通过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得出，夫妻双方有任何一方酗酒都会导致更高的离婚率。47
酒精依赖毁掉一生的一个案例是弗朗西斯·洛厄尔（Francis Lowell）的故事。48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二战”期间参军服役，加入了盟军深入德国的先遣部队，并在穿越莱茵河和攻占鲁昂的战斗中功勋卓著，获得了三枚勋章；之后，在哈佛法学院以前10%的排名毕业；之后加入了一家纽约的知名律师事务所。他的一生本可以继续如此辉煌地度过。但是他最后恢复了大学时期的周末纵酒恶习。30岁时，他在20多岁时遇到的女人，也是他一生的挚爱，拒绝了他的求婚，拒绝的理由是他过度饮酒。此后，他们两人都没有嫁娶。直到23年后这位女士的母亲去世，此后不久，她嫁给了另外一个人。可怜的弗朗西斯从那时起只对一个人有信心：他自己。他仍然继续从事法律事务，但是他在每个星期五午饭之后就纵酒豪饮，一直喝到星期日，以至于经常在星期一旷工。
我们不认为瓦里恩特的观点无懈可击，他的研究中存在主观因素。但是，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支持类似观点的证据。2006年，《奥克兰论坛报》（Oakland Tribune）的记者戴夫·纽豪斯（Dave Newhouse）参加了他在门罗—阿瑟顿高中班级的50周年聚会。1956年，门罗园/阿瑟顿还仅仅是一个平静的郊区，而非现在的“硅谷”中心。在这次聚会中，纽豪斯采访了28位同班同学，将他们的尘封往事写进了一本书，取名《老熊们》（Old Bears）。49这些老毕业生高度诚实地讲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在人生的这一节点上，他们似乎的确想要如实倾吐心声。
对于老毕业生中的大部分人，他们的完满人生的核心是他们对自己丈夫或妻子的爱。但是，对于其中一小部分人而言，酒取而代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28人中的6位，在他们人生中的某个阶段，酒精占据了他们的生活。这个班级的班长，也是班里的橄榄球明星，娶了他的高中女友。他在帕洛阿尔托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了孩子，最后却以离婚告终。不久，他又多次因酒后驾驶罪被捕，被投入圣昆丁监狱。50另一位毕业生嫁给了她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英文老师。但是，她后来发现自己如此纵情喝酒以至于成天浑浑噩噩。但酗酒没有毁掉她的生活：她离婚，最终戒酒，并且获得了纽瓦克的罗格斯大学的终身教职。51木匠比尔·劳森（Bill Lawson）的第一段婚姻在维持了24年之后结束了。他的妻子苏珊抱怨他喝酒太多，但他辩称自己没有。之后，他离婚了，并在随后的14年里保持单身（几乎与这个班级重聚的时间跨度相同）。52第四位老熊在忍受了与酗酒者长达22年的第二次婚姻后最终离婚。53以及另外两位，包括纽豪斯本人，吐露了父母酗酒给他们造成的永远的伤痕。54尽管样本较小且不够精准，老熊们的故事与瓦里恩特的哈佛大学毕业生的故事如出一辙。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即酒精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来看看为什么NESARC和其他对于酒精滥用的标准统计测量会低估酒精对我们的不利影响。瓦里恩特把受害者失去亲密沟通能力视为酗酒的主要症状，在我们看来，如果维兰特的观察是正确的，这才是导致酗酒者幸福水平更低的真正原因。NESARC的数据依据的是美国精神医学会的统计手册和诊断学对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的定义。“酒精滥用”的认定基于对一系列类似如下问题的肯定答复：“（你曾经）因为你的饮酒或者因饮酒而患病从而导致工作或者在校学习出现问题吗？”“酒精依赖”的认定条件更为严格，必须要对诸如“（你至今曾有过）在一段时期内，你不断地喝酒，而且比你想要的时间更长？”的问题给出肯定答复。55NESARC对这些问卷受访者的回答是完全保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受访人讲的是实情。需要注意的是，匿名的受访者有可能并不情愿承认“我是酗酒者”。这个推测有事实依据：NESARC受访者报告的酒类消费额仅占美国酒类总销售额的51%。56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可能，纽豪斯和瓦里恩特也许还需要调整他们的采访策略才能真正地识别酗酒者。不过，如果瓦里恩特的发现是对的，那么，酗酒的真正危害在于它对酗酒者人格的主观的、难以察觉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与吸烟有害一样，酗酒有害的说法在20世纪40年代末也销声匿迹了。不过，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格雷厄姆要证实吸烟导致肺癌也非易事。因此，我们不清楚酒精如何影响生活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诊断肺癌要比判断什么导致肺癌容易太多了。但是，我们对于酒精的危害缺乏认识是有更深层原因的。肺癌研究的结果明确地支持了卫生总署关于吸烟有害健康的说法。而对于酒精，则缺乏类似的证据。这是因为对于酒精危害的研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资助。与其他癌症研究相比，酒精病理学和酒精研究领域显得毫无进展。
但是，这就把我们带回到本书的核心观点，即商家用欺骗的方法来引诱消费者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选择。相应的研究的匮乏使我们很容易上当受骗，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究竟是什么。
类似的，众多靠出售酒类产品获益的商家（比如啤酒、红酒和白酒的生产商、零售商以及饭店）也会炮制出一些论点，使得人们质疑酒精的危害。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到他们摇旗呐喊。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他们反对对酒类增税。自从禁酒令结束后，酒类产品的税率就几乎没有变过。通过对酒类实行适度的征税（不能太高，否则就会鼓励酿制私酒）可以控制人们饮酒。杜克大学的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乙醇价格翻一番（即酒类饮品中的酒精）会减少40%的需求。57尽管没有人会以孩子们的生命担保说这就是提高价格（或税收）的“真实”作用，但令人鼓舞的是，各种估算模型和方法全都指向了同样性质的结果：随着对乙醇征税的增加，乙醇的销量会下降。58同样振奋人心的是，其他指标，比如机动车肇事率、摔伤致死率、自杀率，甚至是肝硬化死亡率也显示，增税不仅会影响轻度饮酒者，更会同样影响重度酗酒者。59
但令人沮丧的是，公众没有利用这种控制酒类消费的方法，其实这类方法具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可以把收益用于抵消在其他地方减税带来的财政损失。这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层面上都能够得到体现。在2013年，联邦对一罐啤酒征税5美分；对一瓶红酒征税21美分；对80度的白酒（威士忌、伏特加或者杜松子酒）征税2.14美元。60各州的地方税率同样较低。例如，在马萨诸塞州，州政府对一罐啤酒征税1美分；一瓶红酒征税11美分；一瓶白酒征税80美分。61
我们之所以选择马萨诸塞州作为例子，是因为最近该地区的人们为了酒类行业的税收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这里充分体现了酒类行业是如何引诱消费者从而保持低税负的。马萨诸塞州议会以过人的勇气通过了对酒类产品销售征收6.25%的营业税的法案。这笔款项专门用于对酒精和毒品上瘾者进行治疗的开销，同时也可以减少州政府财政赤字。虽然这部法案通过了，但是征税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原因是，制酒厂商大为不满，他们的销售额大幅下滑，因为顾客都去邻近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商店买酒了。第二年，制酒厂商发起了一场针对撤销该税种的特别公投。其首要论点（在公投总结陈词中提到）是州政府对酒类已经征过税了，“两次征税，税上加税”。当然，他们没有提到该消费仅仅是每罐啤酒征税1美分。这次公投的成功说明了酒类行业为什么以及如何使消费税保持如此之低（尽管我们也应该提到马萨诸塞州的制酒厂商特别幸运，其他大多数州都不会免除酒类的营业税）。62
在缓解酒精滥用方面一直不缺乏成功案例。坎迪斯·莱特纳（Candace Lightner）在13岁的女儿被一位酒驾司机撞死后发起了MADD（反酒驾母亲们）运动。在那场可怕的事故中，司机逃逸了，孩子被留在了马路上。在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州已经把购买酒类的法定最小年龄降至18岁，这与获得投票选举权的年龄一致。MADD运动成功地将最小饮酒年龄提高到了21岁。她们也游说政府以争取在认定醉酒上使用一个较低的血液酒精浓度水平，她们还积极争取设立随机马路站点进行酒精检测。63这项运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自从1982年以来，人均酒驾肇事率已经下降了72%。（同一时期，人均非酒驾交通肇事率也下降了6%。）64
MADD运动尤其强调其教育意义，致力于传播酒驾的危害。MADD运动塑造了那些害死无辜者的酒驾司机的恶劣形象。实际上，超过82%的酒驾死亡要么是司机自己（66%），要么是当地居民（16%）。65但是MADD运动的故事主角几乎总是无辜的旁观者，有时只是一位过路者，但从来都不是司机。66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极其有力，与二手烟的情况如出一辙。就如同那些吸烟者走出门廊，他们的卷烟就是愚蠢的标志，从而抑制了吸烟一样，酒驾受害者的故事在降低酒精摄入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从1981年开始，美国人均乙醇消费量已经显著下降了18%。67
但是，有关烟草和酒的最基本的事实是，它们很容易获取，而且税率并不高。烟草的易获取性意味着烟草商对吸烟者的引诱，而酒类的易获取性意味着制酒商对酗酒者的引诱。
[1] 坏基因同时导致人更容易得癌症和更容易吸烟，这就意味着吸烟和癌症之间仅有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