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那么悠闲、那么放松，以至于觉得自己站不住了，必须倒进沙发里。”这是神经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 1933~）初尝卡瓦后写下的感想。这是大洋洲各地常见的一种饮品，用卡瓦胡椒（Piper methysticum）的根制成。萨克斯承认他是“醉了，却是甜美的、暖和的醉意，所以会觉得似乎更接近自己”。他饮后睡了香甜的一觉，醒后头脑清明、精神爽朗，这不是喝了含咖啡因或酒精的饮料之后的典型反应。只要是在适当的状况下饮用适量的卡瓦，就可以产生一种极好的、净化的提神效用。既然如此，卡瓦为什么不是世界上最普遍被人饮用的瘾品？饮用卡瓦为什么始终限于太平洋的岛屿区域？
槟榔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将槟榔树的果实夹熟石灰用槟榔叶包着嚼食，也许始于公元前7 000年。如今世界上大约1/10的人口会吃槟榔。这是一种带给人快感的兴奋剂，效用和烟草差不多。有人问印度裔的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嚼槟榔是什么滋味，为人风趣的霍尔丹只把两眼一翻，口里继续嚼着。为什么嚼槟榔几乎只限于非洲东部、东亚、东南亚、西太平洋？为什么没有传播到别的地方？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根本的理由是：不论是卡瓦、槟榔，或任何其他刺激精神的物质，若要达到全球销售与东西半球都普遍种植的程度，首先必须能在西欧世界成为普遍接受的药品或消遣瘾品，或成为西欧人的贸易商品。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的400年中，瘾品行销世界主要是靠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的商人、殖民者、航海人。因为这些人有能力有办法把他们所重视且在使用中的东西传遍全世界，而且往往传得相当快，烟草和咖啡就是明显的例子。他们的船只、植物培养箱、大农庄、记账法，都是刺激精神瘾品全球革命进展的必要工具。不过，他们为什么只喜欢某些植物瘾品而不中意别的？
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接触的不适感太强。不论哪一种瘾品，都可能使某些服食者产生不舒服的反应。可能只是略有苦味，也可能强烈得难以忍受。初嚼槟榔的人会觉得非常辛辣，初饮卡瓦的人曾说味道如同粉笔灰泡在臭汗里，龙舌兰球（Mescal button）以及其他可能使人产生幻觉的瘾品都会使初尝者感到反胃。但是，欧洲人普遍接受的瘾品也往往令初试者很不喜欢——烟草即是其一。因此，初尝的反感只是原因之一，不是全部真相。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恐怕外表不雅观。人类是好虚荣的动物，历史上却时常低估这个因素。长期饮用卡瓦的人会导致皮肤粗糙或滋生皮屑。嚼古柯叶和槟榔会使腮帮子鼓胀。亚美利哥·维斯甫奇（Amerigo Vespucci）曾于1499年写下他对于嚼古柯叶者的印象，这是欧洲人最早的相关记载。在他眼中，这种人两颊塞满奇怪的草药，反刍般地咀嚼不停，实在是他所见过最丑陋最野蛮的人。嚼槟榔也会把牙齿染黑，使唾液变红。槟榔中的熟石灰会磨蚀牙齿上的钙质，只留下牙本质，而长期发炎与牙龈增生还将使这一截牙本质也脱落。欧洲人看了这种人固然会觉得可厌，但是他们自己的老烟枪模样、酗酒者的大肚皮与酒糟鼻头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外观的顾虑也不是欧洲人不接纳某些瘾品的唯一原因。
后勤运输条件不利的影响也许更大。古柯叶传入欧洲的脚步慢，就是受了运输不便的拖累。由于槟榔必须包着叶片嚼，需要种植与运输的植物多了一样，可能也是嚼槟榔迟迟不能传入欧洲的原因。后勤障碍阻断传播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卡特。卡特的叶子可以嚼食，也可以泡茶喝。其中所含的一种生物碱（即卡西酮）与安非他明很类似。欧洲人虽然早在1603年就见过卡特并对其有了记载，这种植物的商业性栽培却一直限于东非与阿拉伯半岛境内。卡特几乎是所有刺激精神的植物之中最不耐久存的，所以经济价值很容易丧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埃塞俄比亚等生产地区才找到代价颇高的权宜之计：用卡车把连夜采收的卡特叶送到飞机场，再由特早班的货机运往外地。
经常嚼食卡特也会有后遗症，包括呕吐残渣和严重的便秘。1957年亚丁港禁止输入卡特，泻药的销售立刻下降了90%。阿拉伯与西方的人士都在说，像羊反刍般地嚼卡特是一种“浪费时间的祸害”，对也门人的危害尤其深，因为据说他们会把微薄收入的一半花费在卡特上。研究医药的人类学家认为“祸害”之说未必公平，但也劝想要保持大便畅通、牙齿白净、荷包满满的人，以不买这东西为上策。已经习惯享受卡特的移民和难民当时仍希望能买到，但是进口货物被扣押，自己种植的人也遭到突袭搜查，所以货源极少。（只有英国许可空运卡特入境，供给境内的少数索马里居民。）瘾品当然可能在警方与海关的层层管制之下照样行销全世界，但一般都是海洛因、可卡因、大麻烟等浓缩状态的瘾品才值得这么做。而卡特的体积太大，太不便于走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