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都知道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明从未断绝，然而放眼数千年前，其实在这片华夏大地上，只是零零散散一些传统小农，他们倾向于自给自足，自发承担起繁衍、赡养、生产、教育等社会功能，尽管有着或多或少的贸易往来，但是更多时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小农经济看起来很难自发构成超越自然村落的大型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古中国的形成？它显然不符合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国家观，乃至之后所谓的立宪治国、民族自决、公投建国或国际承认等。但是，中原农耕区一直面对的两个无法彻底消除的重大生存威胁，促使了小农门超越村落和部落，逐步向四周扩展，最终构成了一个超大型政治共同体。
黄河的治理
首先是黄河的治理。黄河泛滥频繁,一直严重影响和威胁两岸广阔平原地区的农耕者。不但平原地带洪水影响面广,受灾者往往无处可逃;即便局部洪灾,灾民流离失所,也会影响周边未受灾地区,引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乱,甚至改朝换代。但治理黄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个超级工程,需要跨地域的组织协调。
不仅需要统一的长期规划,需要技术专家,在没有机器的年代,更需要有能力的政治组织者,来组织广大普通民众,单凭体力,展开规模巨大且长期的治理。任何村落,甚或几个村落联手,也不足以应对洪涝;一定要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力,甚至要建立相应的社会组织,深入到黄河沿岸广大地区的每个村落。
这就要求有一个不仅超越村落而且超越区域利益的政治领袖和核心政治集团,能聚集和组织起各地的政治、文化和技术精英,建立科层化的机构,规划设计黄河治理。更要以强大的执行力,以一种大致公道但往往专断的方式,来动员、组织直至强迫那些不能理解其中利害,甚或不能直接或当即从治水中获益的广大民众加入到这一工程中来。还要有人监督、管理和奖惩。谁能创建、领导并有效掌控这一机制,保证其稳定运行,他和他的那个群体事实上也就在这一广大地区建立了最高的政治统治。
历史中国的相关记载似乎符合这一理论逻辑。大禹的父亲鲧曾治水九年,以失败告终。他的儿子大禹率领民众多年治理黄河终获成功,其政治权威获得广泛承认。大禹把王位传给儿子启,变传统的禅让制为世袭制,被认为开始了历史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商代多次迁都,有多种解说,但水患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
黄河是大河,治理会首先出现在黄河流域某一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然后随着人口扩展分布,会形成更大流域的统一治理。由于上游水患往往殃及下游,而不是相反,因此可以预料,一方面,人们会更多选择居住在,甚或仅仅是更多存活在,中上游地区,黄河治理因此也会从这些地区开始。但另一方面,出于自我利益,下游地区也比上游地区更愿意推动更大区域甚至全流域的协调治水。
历史记录似乎也是如此,大禹治水首先集中在黄河中游,夏商周三朝疆域也都在黄河中游或重要支流地区(渭河流域)。到了春秋时期,随着黄河下游地区经济发展,人口日益密集,也就可以理解,首先是齐桓公,在管仲筹划下,倡导同黄河中游各诸侯国订立了盟约,防止以邻为壑。
或许应把黄河仅视为一个代号,因为需要治理的其实是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甚至包括淮河流域。不仅因为农耕时代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就来自土地,黄淮领域长期是中原王朝最重要、最核心的农耕产出地区之一,更重要的是在南北大运河修筑之前,中原王朝可能有效和实际利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基本局限在这一区域。只有消除水患,开发水利,王朝才能有更多税收,才能有足够人力,才可能展开、维系和拓展其治理。有理由认为黄淮地区的治理是促使历史中国发生并促使其治理发展的重要刺激之一。
生存竞争
第二个因素更重要,影响更持久也更广泛,但其凸显是在商代或是西周时期。这就是在东亚北部的辽阔草原上,与中原农耕文明几乎同时兴起,一直有些伟大的北方民族;绝大多数游牧,有些早期游牧(如女真和回纥/回鹘),后来逐步转向农耕加畜牧(如满和维吾尔)——以下则统一简称游牧民族或文明。
在早期各自人口均相对稀少之际,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大致可以相对独立发展,但随着农耕区域和游牧区域的分别扩展,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有了交集,会有种种冲突,有些甚至相当野蛮和血腥。只是回头来看,这类冲突至少以两种方式参与了历史中国的构成,一是唤醒了中原农耕区人民建立超越村落的大型政治体的意识,即家国天下的意识;二是在此后漫长历史中,必须以包容多种文明的方式来创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相应的宪制架构,并因此影响了世界文明。
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别很大,社会组织形态也很不同。总体而言,农耕地区,由于定居带来的累积知识、技术和文明的更大便利,社会劳动分工和技术水平相对发达,自给自足程度更高。相比之下,“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往往无法生产其自身必需的粮食、蔬菜或茶叶,无法生产桑麻棉花,也不大可能开采冶炼金属,难以获得技术和工具来制造众多精细手工制品。
游牧民族只能通过互市贸易从农耕地区获得种种必需品,能用作交换的大宗物品只有优质马匹以及其他畜产品。其中中原地区无法生产的只有古代作为重要交通与运输工具和战备物资的良马。相比之下,尽管中原农耕地区与北部游牧地区在经济上相互有所依赖,总体而言,游牧地区对农耕地区的经济生活依赖程度要高于农耕地区对游牧地区的依赖。
关键是这种相互依赖不足以保证两者和平共处和互市互利。两者之间断断续续地一直有大规模冲突。根源不是道德高下或文明程度,而是残酷的生存竞争。根据数量经济学的气候假说,有研究发现,这种冲突源自历史中国近五千年来长时段的气候周期性变化:在温暖期,气温较高,降水丰沛,水草丰茂,北方游牧民族没必要,也就不会大规模南下中原;但在寒冷期,气温降低,降水减少,北方温带草原南移约二百公里,生存压力就迫使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侵,直至入主中原。这一解说无论是否“真”,都指出了一个强硬的现实: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生存竞争或文明冲突,但这个冲突并不文明,而是非常残酷。
总结
令人惊奇的是,治理黄河,在整个北方中原农耕区同游牧民族展开长期军事竞争,这两项事业(因其一直持续,所以是没有尽头的“事业”,而非有完工之日的工程)所覆盖的领域居然大致重合!治水要求的大国制度大致是在黄河中下游,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竞争则要求这个大国进一步向西和西北拓展,直到今天宁夏和甘肃中南部。只是在这一节点上,疆域上的山川相连,农耕各地的经济生产方式相同或相近,以及因此带来的文化分享或相近,才促使或便利了这个大国的发生和构成。
事后来看,这两者一开始就规定了中国宪制创新的方向、规模、品格或气象。特别是同游牧民族的竞争,不允许只把中原某些农耕区组织起来,或慢慢来,一步步扩展开来,而是必须在两者相遇冲突之际,中原农耕区就已经构成一个辽阔足够、纵深足够且组织足够的强悍且有效的政治体。在古希腊的城邦世界中,一个雅典或斯巴达规模的城邦政治体就可以称霸,但在东亚的华北平原上,这样一个城邦既治不了水,也会即刻被游牧民族的骑兵湮灭。
这个政治体一定不能局限于华北平原!可以以这一地区为核心,但必须向四周全面拓展,不仅要横跨整个中原北部,直面游牧文明,而且必须有更大的纵深,才能充分利用这一广阔区域内以政治经济文化措施高度整合的人力物力,有效对抗和制约,然后在可能之际去绥靖、击败直至整合周边其他区域的文明。生存,或死亡,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广大农耕区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要活下去,就必须基于稳定的农耕区域及其广大民众,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架构和组织动员构成一个大国。
不仅要大,还必须有足够包容性。若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建立一个疆域辽阔的政治体,一定会遭遇各地差异。这就要求这个政治体一定要更多兼容。即便都是农耕,由于地形、地理以及气候的差异,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就注定不同,就会形成同属农耕却是农耕文明的次生区。关中与黄淮、华北就不同,中原与江南、两湖、两广、云贵川等差别则格外显著。这个超级政治共同体构成不仅要足够灵活和包容,也必须有以国家强大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为最后保证的政治影响力和整合力。对象不仅是各农耕区,许多时候,甚至包括从西域经西伯利亚直到远东这个辽阔北方的所有区域。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不移并稳步地整合各地文化成为一个强悍生动有力的政治文明体。
这就注定了,这个政治体不能只关注政治权力在中央层面的构成和配置,还必须注意这个政治权力如同毛细血管和神经在各层级网络的系统构成。她一定得高度注重军事政治力量,行强道,甚至偶尔霸道;但她更会关注对农耕区域(国土)以及土地上的民众(人民)予以实在的整合,行王道;只是不能像帝国那样,只看重一时的军事征服,仅仅行霸道。中国的构成/宪制,因此,一定不是城邦的(古希腊)、封建王国的、帝国的(马其顿或罗马)甚或民族国家的(英格兰或法兰西)。不能只是包容多种潜在甚至必定冲突的文化,她还必须能逐步整合。
也因此,历史中国的构成,仅就复杂性而言,远高于1775年和1787年的美国构成,也远高于1991年的欧盟构成——不仅有关疆域面积,而且有关多种文明的错综复杂。历史中国从来也不是由多个分立但已经成型的政治体,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自愿构成一个如合众国或欧盟那样的邦联或联邦,而一定是以无数高度离散的小农经济村落生活共同体为基础和核心来构成一个包容众多地方性,也必须有细密内在组织结构的超大政治共同体。
这个宪制从一开始就不是,不能是,现有政治学或宪法学教科书上介绍的那种简单明了的国家宪制,无论是城邦还是联邦,而必须是一个传统农耕经济可能支撑还能逐步有效整合和统合多元为一体的“文明/国家”的宪制。这是一个前不见古人至少尚未见来者的宪制!如果一定要简单化,历史中国的构成/宪制应对的问题,并非如何建立合众国或欧盟,至少相当于如何整合有内在利益冲突的欧盟和俄罗斯为一体。
《大国宪制》
作 者：苏力 著
时隔十多年，苏力教授全新力作！讲述是什么造就了今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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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孟念慈
观点资料来自《大国宪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