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挤不下去了怎么办，立起来做，这个叫FinFET，这个新概念，是在胶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胡正明提出来的。但实际上门的长度还是这么大，并没小，只是把它方向变了，再往下走怎么办？把它卷成一个卷，这个圈实际上又小了一点，所以做到14纳米以下，已经不是像过去意义上门电路多宽了。
这是他们最领先的技术，所以他们这样说，现在所谓5纳米、3纳米是一个虚拟的数字。没有一个真正的门是5纳米的。但是我们刻的东西确实有，最小的孔的底部，差不多你要说10纳米、7纳米底部就这么大，还有这个侧墙，已经做得很薄了，真正做到甚至三纳米都有。
现在有人说摩尔定律会失效，这个我澄清一下，我是中国大概唯一一个有幸在80年代在英特尔工作时和摩尔和他太太吃过晚饭的人，我们聊了两个小时。
我是中国留学生，最早进入英特尔的，应该说第二个吧，有一次中国代表团来了以后，摩尔出来见，就说我们公司有没有大陆来的留学生啊，就把我找去了。
摩尔定律其实不是一个严格的定律，摩尔定律，只是一种设想。而且开始讲的不是18个月，原来他说是两年，后来又有人说是一年，他还更正了一次，来回来去。
后来人们传的就是，摩尔讲的是十八个月，有两件事发生：第一个是堆积的挤压程度增加了一倍，它的运算速度提高一倍。后来他还出了澄清说memory和logic不一样。所以我不认为摩尔定律是一个定律，它只是一种说法，而且这个说法后来和实际的发展速度很接近。说摩尔定律实际是一种商业炒作。人们总是希望拿一个东西来炒作，纳米技术也一样，原子分子组成我们的现实世界，为什么要叫纳米技术和微米技术？
中国现在要产业升级，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你仔细想一想，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但是其实核心的东西并不多。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制造强国？
我的想法，就是在不多的关键装备和关键装置上的突破。大国重器首先一个就是高端半导体设备。
现在投一条线大概是少则50亿美金，多则70亿美金，80%的钱都是买设备，而且现在95%以上的设备都是国外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高端设备的基础，也就说80%的技术其实不在我们手里，都在人家手里，你只要一台机器进不来就完蛋了。
还有一个就是宏观加工的五轴联动加工中心，你看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加工厂，但是买的不是德国就是日本的设备。高精尖的宏观加工的母机，就是五轴联动加工，现在美国都做不好，没有做出来，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做。但是中国一定要下决心把它做出来。
前面说到光刻机，光刻机里面那个镜头怎么做？镜头做不出，反光碗做不出，激光源做不出就还是不会做。然后大飞机里面就是发动机，做了大飞机壳子，里面核心的发动机是买的，甚至汽车都是这样，就是城市里跑的车里的引擎和换档器恐怕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买的。
我们现在问题在哪呢？在国内发展经济有两个误导，一个是只要你规模大就是好公司，还有一个只要你赚钱就好，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其实规模大、赚钱的公司，就让民间做一下，马云没有什么政府支持，直接过几千亿了。阿里巴巴不会做芯片，也不懂怎么做设备，但为什么这么大？因为他有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有力的市场机制，可以发展起来，不需要政府推动。
而政府就要推动这些最基础的大国重器。有了这个，其他的数码产业什么都有了，没这个的话，就没有数码产业，就没有现代经济的发展。
其实大国重器能列出来的也就十多个，你把这十多个做好，中国就是制造强国。
但是大国重器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开发成本特别高，少则几亿，十几亿，多则几十亿，上百亿。第二是开发周期长，短则5年10年，多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第三是每一个产品都被国际两三家公司垄断，有的甚至一家半。进入门槛特别高。
目前我们做的设备有相当关键的零部件还是从外国买的，而且往往是一个零部件，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的甚至只有一家能做。这些店都是百年老店，他盯着一个东西做。
去年我们和美国大公司打了半年多的官司，为了什么？是为了一个大的碳化硅的一个盘子，这个盘子是石墨底，上面扣那个碳化硅这么大的盘，很重的。它在我们的反应器里每分钟要转1000转。温度提到1100度，很高的温度，正负1度的温度，非常苛刻的情况下，转得非常快，上面放了很多硅片就开始沉积，单晶就长。
能做这个石墨底物的公司，全世界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德国公司，在德国做了石墨盘，拿到美国去做碳化硅，还有就是日本的东洋碳素，就这么两个公司能做出高质量的石墨。石墨看来谁都会做。但你做出这种半导体可以用的石墨，就这么两家，不是80年就是100年老店。
那在这样的特点下，我们能和他们竞争吗？毛主席的矛盾论，讲要抓主要矛盾。如果我们要想把这仗打赢，就要知道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是我讲了十年的，大声疾呼的。我们的主要矛盾叫不对称竞争。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全世界有30个设备公司，每个公司十几个人到几百个人，很小，拼了30年以后就剩三四家。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三个占垄断地位的设备公司已经大到年销售百亿美元的公司了。
我们是后起之秀，现在国内像我们中微算先进的公司，和国外同类公司差20倍，我的研发也跟他差20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赶上去，这是一个课题。首先是公司的规模不对称，然后市场占有不对称，国内外市场不对称，还有就是准入门槛不对称。你用了美国的设备20年，突然中国来一个新公司说，你用我的新设备，一般来说是不愿意试用的。
还有人才资源不对称，顶尖的专家都在美国，还有日本和其他地方。
还有就是研发经费的不对称，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不对称，每年我们公司闭着眼睛狠命砸钱，一年是3亿人民币，投资已经投了十年了。那全是亏钱，但是你要不投入就不行。但是我们的3亿只是我们对手的1/20。
然后专利占有的不对称，他已经地雷阵都布好，你走哪都踩地雷。还有国家文化的不对称，你说你要招外国的一流的人，他跑到中国来不习惯，不愿意来。还有呢，我的机器拿到一些国家去，思想上就会有一种阻碍，他对美国人最信，对美国人服气，对日本人都不是很服气。那为什么要用你的中国的哪？
创业发展环境不对称，这是一系列的政策问题了。我举个简单例子，我到英特尔工作三个月拿到绿卡，我回国了14年还没拿到，连我都没拿到，还是门外汉，这就是一个产业环境的问题。
所以这么多的问题就是一个不对称，在不对称竞争下的策略，和在对称竞争下的策略完全不一样，对称竞争是靠你公司单打独斗，自立自强，可是不对称，在这样的情况下，光靠商业运作，光靠一个公司的单打独斗是绝对不行的。
像我们公司一年投3亿，你刚开始启动的时候，一分钱赚不来的时候，你三亿从哪来？你要一年行要两年行，你要五年十年人给你3亿，我现在已经融钱快50亿了，就像求爷爷告奶奶，那真是很艰苦，所以怎么办？只有这个办法可以解决，就是国家的战略推动和宏观推动，和企业的自立自强要结合。
只有这个机制能够走下去。但这要避免两个趋势，一个是国家的介入和推动把企业搞成国企，缺乏灵活机动性，但要全靠各个公司单打独斗，你也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所以这里最巧妙的是找到一种折中的方案，既要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又要使得公司有相当灵活机动。
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只有1000多人，土枪土炮没饭吃，22年统一全中国。那绝对是最不对称的竞争，国民党武装到牙齿，日本也是，怎么打赢了呢，所以我一直用这个比，我说我们比那时候好多了，就是能赢的，但是要有这个，就是国家的推动重点支持和企业的竞争力发展要紧密结合起来。
这里就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政策问题，环境产业人才吸引的问题，我就提出这样的概念，一个产业就像一个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跨越发展这个鼎，需要三个腿来支撑，就是要有资金、人才和政策三个腿。
这三个腿有两个条件，第一，三个腿都非常强，强有力。第二个很重要的，这三个腿必须平衡，不能一个腿很强，另外一个腿很弱。
资金里面就是三种，股本金，还有低息贷款和研发资助，一定要到位。
人才上，国际人才、国内人才和领军人才一定要到位。
政策上呢，就是所有制的问题要解决，投融资政策，进出口政策、所得税政策、劳动法政策、本土化政策、上市政策都需要升级。
而我们回国研究十几年，这一系列的政策都停留在一个引进技术来料加工的阶段，这对于一个国际大公司在中国运营是最能推动的，但是对于自主创新，创业发展，有很多的要改，要升级。如果不升级的话，中国的这个大国重器搞起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