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愿意思考，试图去理解生活与世界，但可能并不是在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反思。”
“民哲们”派发的印刷物。张一川 摄
文｜周鑫雨 张一川 / 编辑 | 胡杰 / 校对 | 范锦春
74岁的李文仁喜欢和年轻人讲自己的理论，讲着讲着便拿出一包5块钱的“钻石牌”香烟，抽出一根点上：“贫穷的哲学家只能抽贫穷的烟。”
但没有人理解他口中的“通天哲学”，这一他自称研究了23年的“世界终极奥秘”。他认为自己参透了“世界万物阴阳相生相克”的道理。他将万物归纳为阴阳二元：女为阴，男为阳；桌子为阴，凳子为阳……提到人妖，他啐了一口：“这不正常的东西不是我‘通天哲学’研究的。”
带着自己的《通天哲学》书稿，李文仁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
这是自1900年以来，五年一度的世界哲学大会第一次来到中国。大会由北京大学和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举办，8月13日至8月20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这场以“学以成人”为主题的大会，李文仁已在北京苦苦等了一年。在那里，共有7000多人参加大会，他也遇到了众多和自己一样的人。
但不怎么会上网的李文仁并不知道，在会议召开时，他们这些人已成为人们朋友圈的调侃对象，他们被称为“民哲”，而在公众印象中，民哲是一群偏执狂热而专业学养欠缺的哲学爱好者。
会场外的“秀场”
哲学大会每场会议的时长保持在1-2小时。李文仁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与“道”相关的讲座：“这符合我的‘通天哲学’。”听发言时，他坐得笔挺，神情肃穆，仿佛一尊雕像。
每天的会议，李文仁都沉默着。他知道自己的秀场不在会议室和讲台上。
会议结束，李文仁准时出现在四楼的开放休息区，右手托举着打印成册的资料，一言不发，“吆喝是很廉价的事”。他穿着发黄的白衬衫，伏在高脚桌上。胸前口袋中的钢笔漏了墨，黑斑渐渐渗开，与原来洗淡的墨渍混在了一起。
“有出版社来找我，今年就会出书。”他把一本装订的《通天哲学》，递给围观者。这本三厘米厚的书被传阅后回到李文仁的手中。他摩挲着封面上的褶皱：“有四十几万字呢！”
李文仁的《通天哲学》。周鑫雨 摄
他将自己的“通天哲学”称作是“正道”。当被问及如何通天，李文仁缓缓地说：“'3'是最稳定的，只要做到有‘我’、‘目的’、‘行为’，就是稳定的，也是通天的。”
“那梦境怎么解释？做梦的时候人没有目的啊。”有听众质疑。
李文仁显得有些窘迫，灰褐色的眼珠不时地瞟向窗外。他转而变得有些愠怒，呵斥道：“小孩子就是小孩子，问的问题都无关紧要！”
四楼的休息区，咖啡的香味混着印刷制品的油墨味。十多张高脚桌供人讨论和小憩。会议室的灯灭并不代表一场讲座的结束——在休息区，人们延续着讨论。三名与会者围着一张高脚桌，关于“真理是工具还是目的”产生激烈的争吵。他们手中的咖啡杯被多次敲击在桌上，发出“梆梆”的声音。
民哲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绝佳的“舞台”，纷纷聚到了这里，向与会者介绍自己惊世骇俗的研究成果。
今年63岁，来自安徽淮南的宣昶玮，自称解决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为世界哲学史做出了“惊天贡献”。他称自己为“中华思想家宣昶玮”，要用五百多篇文章为“中华文明重建世界精神秩序”做好理论准备。
四楼茶歇处聚集起来交流的“民哲们”。张一川 摄
还有的参会者自称“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个‘老子’”、“超时空哲学体系创立者”及“超时空催眠演说家”……
2004年，“民哲”一词在网络上出现，被部分网友拿来与“民科”摆在相似的位置。彼时与“民哲”一词相对的是“专哲”。从宽泛意义上说，“民哲”是指那些未在高等院校接受过专业哲学教育，且不在学术机构以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为职业的哲学爱好者。
一位学者在《我所认识的“民哲”》一文中描述了“民哲”形形色色的社会身份：有国企工人、中小学教师、自由职业者，也有农民、农民工、公务员、医生……就阶层而言，基本上都是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
社科院研究员单继刚将2004年称为“关键节点”，在那年，由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哲学大会上，民哲迎来了第一次“集体亮相”。2012年，一家网站邀请了约30名民哲与两位著名哲学家，参加了一次“首届中国民间哲学对话会”，民哲再次作为一个群体引起关注。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执行秘书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哲说，他也注意到了网上的一些声音，一些网友更乐意关注民哲们的表现。
刘哲说，本次大会估算注册人数达7000人以上。除22场全体大会外，各类型报告、会议超过1000场，是历届世界哲学大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所以这几个‘民哲’的一点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要先明确一点，被发在网上的这几个人，并不能代表‘民哲’群体，更不能代表整个大会。”
哲学狂人
8月19日下午，“太极城哲学院秘书长”卢其旺在一场分组会议上报告他的论文。能容纳40人的会场来了11位听众，5位来自太极城哲学院的参会者坐在了最前两排。
正在发言的卢其旺以及台下不断帮其拍照的太极城民哲。周鑫雨 摄
原定于第一个发言的卢其旺没有准时出现，主持人准备安排另两位年轻学者上台，台下的参会者们有些抱怨。
其中一位坐不住了，弓着身背着手在会议室中踱步，他盯上了另外两位要发言的年轻学者。
“你多大了？”“什么学校的？”“结婚了没？”
“我三十年所识你知道是什么吗？系统交换你听过吗？我研究出来的！”年轻学者摇了摇头。
参会者开始在包里翻腾。他拿出一沓厚厚的论文，甩在年轻学者面前：“你好好看看，学习学习。年轻人要有见识！”
十多分钟后，卢其旺姗姗来迟，他没有急着开讲。而是站在印有“太极城哲学院”图样的PPT首页下合影。他不断转动着身体，对台下的镜头来者不拒。
“这是他的职业习惯！”台下一位参会者悄悄对身旁的人说。
“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太极城哲学院……”这是卢其旺演讲的固定开场白。前排总是爆发出一阵欢呼。
他口中的“太极城哲学院”创建于1988年，是由一群信奉道家学说的民哲在地貌状如太极的陕西省旬阳县创建。”
卢其旺2011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入了会。他大方地承认自己是个“民哲”：“哲学不出狂人，还叫哲学吗？”
自称解决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的宣昶玮也被网友们认为“狂”，甚至是“一个极度狂妄自负的人”。
“现在有些人讽刺挖苦、歧视抵制民哲，觉得我们是不太正常的人，实质上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宣昶玮一见到记者，就做了如此宣告。他认为西方文化占据了话语霸权，相当一部分以研究中华文化为旨趣的民哲因此被打压，“这次哲学大会就是这样！”
“我也觉得‘鸡蛋问题’没什么意思”，宣昶玮说，“惊天贡献”的用语只是为了宣传，目的是吸引人们看看后面的东西。他所谓后面的东西，指的是“中华思想家宣昶玮”用五百多篇文章为“中华文明重建世界精神秩序”做好了理论准备。
原名武学斌的宣昶玮相信自己智慧的来源和佛祖一样——“佛说一滴水中有八万四千虫，现在已经被科学证实了。西方哪个哲学家说过这个？”
但他又说有些问题科学解决不了，“磁铁为什么不能吸铜？”他认为科学不能给出答案，但通过佛法他已经知道了，只是“天机不可泄露”。
上世纪80年代初，哲学热潮和气功热潮抵达《淮南子》的诞生地。下放农村4年的知青宣昶玮，考上安徽淮南矿业学院，在大学里同时研读起了科学哲学和中华传统文化。
但他很快发现科学哲学的“局限”，“不能解释中国的‘玄学’，风水啊、命理啊都不能解释。”于是转而专心研究中国的“玄学”。
“研究哲学是一个人的事”
去年，家在新疆的李文仁只身一人来到北京，为《通天哲学》寻找出版社。
“研究哲学的路必定是充满苦难的。所以我一个人在北京完全不怕吃苦。”在开往国家会议中心的公交车上，有人给李文仁让座。他拒绝了：“安逸让人腐败。”
农光东里的地下室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近十间房拥挤在一个U字型的走廊旁。其中最逼仄的一间屋子，便是李文仁的住处。
他的房间4平米左右，凌乱不堪，遍地都是写废的草稿纸。一张床占据了房间三分之二的空间，紧挨着的书架上堆着十几本书，都是他不同时段的“作品”。李文仁见人来拜访，赶紧将门掩了起来，将未洗的碗筷藏到了桌底。
李文仁在北京租的地下室。周鑫雨 摄
在这里，李文仁过着昼夜不分的生活。凌晨三点起床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四点才出门，买一碗15块钱的汤面充饥。
研究哲学后，李文仁少与人来往，成日将自己关在卧室中写作。他烟瘾很大，身边时常备着两包5元的“钻石”，写书时一支接着一支抽。写到尽兴，他会“奢侈”一把，改抽5.5元一包的“七匹狼”。
妻子忍受不了烟味和昼夜不分的作息，和他分了居。“我不是他老婆，他的事我都不知道。”提起丈夫，李文仁的妻子显得很抗拒，“他的钱都花在买烟上，不干正经事。”
但李文仁不后悔：“研究哲学是一个人的事。”
2010年左右，李文仁带着自己的第一份作品《六界哲学》来到北京。“北京的出版社多，我要出版我的书，然后成名。”
2011年，《六界哲学》正式出版，定价68元。他说为这本书，光写作的草稿就积累了150多公斤。
但因为利润问题，李文仁和出版社闹僵了，《六界哲学》没有在书店销售。他向出版社要回了自费七万元出版的1000本书，每日游走在高校附近的天桥和地铁站向行人售卖——这样售卖了三年。
王雁是李文仁卖书时认识的顾客，也是他唯一的朋友。
2015年夏，王雁从家乡武汉来到北京，参加海淀区的一场展销会。出了展厅的门，他一眼就看到了李文仁。老爷子穿着发黄的白衬衫，神情严肃，站得笔挺。他用左手举着一本《六界哲学》，从不招呼客人，只在有好奇者驻足围观时才开口。
王雁被这个“奇怪”的老人吸引了。他将李文仁称作“李老师”：“下意识觉得写了书的都是大学者。我自己也对哲学很感兴趣，就想和他聊聊。”
李文仁送给王雁一本《六界哲学》。王雁反复研读，也请教了几位好友，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本书没有章法。
最后，《六界哲学》的销量停在了“300”左右。
150公斤的草稿和700本书让住所变得逼仄。纠结再三，李文仁将50公斤草稿和所有的书以1角/公斤的价格卖给了废品站。看着心血被打包装车，他的心一下子“空了”，“剩下100公斤草稿我坚决不卖了。”
在第一本书上栽了跟头，李文仁变得更加谨慎，在《六界哲学》的基础上，他精简了文字，原来五十万字的文稿被合并、删改为了四十万字的《通天哲学》。李文仁开始对出版社变得挑剔：“不在新华书店卖书的出版社我不会考虑”。
李文仁在即将拜访的出版社目录上写下的话。周鑫雨 摄
“民哲的价值就在于其独特性”
在会场上，刘哲也曾被民哲拦下，要与他分享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他们愿意思考，试图去理解生活与世界，但可能并不是在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反思。”刘哲认为，有些民哲热衷于表达自己，而没法形成实质交流。
等待提问的“民哲”。周鑫雨 摄
“哲学也具有教育功能，世界哲学大会并不是仅局限于专业学者的交流，也是搭建一个专业学者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刘哲介绍，根据北大与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签订的备忘录，世界哲学大会不得以言论、身份等为由限制任何人的参与。
刘哲说，据他的观察，民哲投稿的论文多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和自然等类别的主题上。
“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对哲学市场的需求很大，”刘哲认为，民哲可以反映“公众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进而能促进“专业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反思”。
张亮（化名）在世界哲学大会中担任志愿者。几天会期下来，张亮总结出一套辨别民哲的方法：“多为男性、喜欢与人交谈、嗓门大。”
在张亮的印象中，这样的民哲有两三个：“他们的心里很矛盾，既看不起别人，又希望自己的理论被别人承认。”
因爱好来参加大会的林华（化名）也在茶歇处偶遇了和学生争辩的李文仁：“这么大年纪了还研究哲学，我觉得还是有些佩服。”
回应他人质疑的李文仁。周鑫雨 摄
林华总结了一个民哲们的共有气质：“对于自己的理论很执拗，把哲学看成全部。”
2012年3月，在应邀参加的“首届民间哲学对话会议”上，社科院研究员赵汀阳介绍，西方哲学的传承有两类：问题的传承和文本（概念）的传承。前者不断推动哲学的进步，后者则让思考哲学的人能在同一个话语下展开讨论。
赵汀阳觉得民哲们普遍对“问题”的兴趣大过对“文本”的兴趣。“哲学的经典著作就像围棋的棋谱”，前人已经总结出很多定式，不去学习，“非要重新想一个定式，那多难呀？”
而在社科院研究员单继刚看来，“专业”哲学家之所以“专业”，“只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一定的套路、技巧和范式，并不代表智慧上的差异。”作为相对于“专业”哲学家的存在，他认为称呼民哲为“业余爱好者”更合适，“不过也要先去掉那些有‘精神问题’的，他们不属于哲学的范畴。”
“我们当然可以从专业角度，用范式、立论、逻辑来评价他们的学术水平。但是，作为非职业群体，我们需不需要这样要求他们？”单继刚觉得诞生于“生活哲学”的民哲，价值就在于其独特性，不必“套路化”同专业哲学家一样，但可以为专业哲学家提供营养。
“就像巴西足球一样，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富饶的哲学土壤，就有可能产生伟大的哲学家。”
8月20日，会期的最后一天，没有了同时举行的四五十场分组会议，只有全体会议大厅的主旨讲座，四楼茶歇处比前两天更为热闹。倚桌而立的学者们用言语讨论或散发文本的方式“贩卖”自己的思想。
一篇名为《世哲会圆满落幕太极城哲学院载誉归来》的文章被转发到太极城哲学院的微信群中，接受赞誉。有人在群聊中放言：“下一次世哲会，太极城的学术水平将要力踩世界大会专家学者！”
李文仁没有这么幸运。因为与会者认为他“扰乱会场秩序”，他被举报给了会场的工作人员。
保安没收了他的书和资料，将他送出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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