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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危机之中，最严峻的莫过于人类本身的再生产危机，也就是生育危机。（图源自：互联网）
今天，人类无疑面临着无穷的危机，危机之多使得人们对未来充满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感。不过，在各种危机之中，最严峻的莫过于人类本身的再生产危机，也就是生育危机。这种危机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很不平衡。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处于深度甚至是极度危机之中，并且呈现出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生育危机，讨论其他危机或者未来就变得毫无意义。
繁衍后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不难理解，经验地看，各种文明都有各种保障和有利于繁衍后代的文化和机制。一些基于宗教之上的文明都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例如不可离婚、不可流产、不可绝育等。对他们来说，人类本身并没有终结上帝所赋予的生命的权利。中国是世俗文明，但也具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深层文化意识，数千年来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观念里面；不仅如此，和其他文明一样，中国也发展出了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制度安排（甚至是从今天看来非人道的安排），来保障生育和家族再生产的继续。
也可以说，保障生育和人类再生产是人类各种文明的核心。或者说，在漫长的历史里，如果说人类没有保障其他方面发展的机制，但各种文明都具有保障生育和人类再生产的机制。也正因为如此，也导致了人们对人口的繁衍和增长的担忧，最显著的是表现在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理论上。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认为，如没有限制，人口是呈几何速率（即：2，4，8，16，32，64，128等）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速率（即：1，2，3，4，5，6，7等）增长，因此，除了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之外，别无他法。
个体权利的产生
不过，近代以来的现实则和马尔萨斯所预测的刚好相反，至少就一些国家和地区来说是这样。近代以来的诸多变化，有效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生育和再生产。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以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人本主义的核心是人权观念，人权观念最终导致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在漫长的历史上，生育是群体权利，并不是个体权利。尽管生育是个体所为，但个体不能做主，群体以各种方式为生育的个体做主。如果个体不能生育，那就会有被排挤出群体的风险。但随着个人权利观念的发展，不生育很快成为个人的核心权利，生育不再是群体选择，而仅仅是个体选择，群体无法干预。
第二，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高度人口流动，把个人和大家庭、个人和群体分离开来，在生育方面，个体不再承载很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也就是说，上述个人权利的产生和发展是具有客观社会经济背景的。生育因此并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观念的变化，更是客观现实变化的反映。当客观现实变化之后，旧的生育观念便变得不相关了。在出现新的有利于生育的观念之前，生育状况就难以改变。
利用科技干预
第三，科学技术（节育和绝育等）的发展赋权人类，人们把传统上属于“上帝造人”的权利夺回，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技术对人类生育有着里程碑式的影响。在没有这类技术之前，生育始终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即毫无干预状态，与理性计算毫不相关。但技术的出现和改进，个体就可以自主地干预生育，生育可以以一种“计划”的方式出现和进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技术甚至可以促成生育的“群体计划”，例如一些国家（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四，现代化导致生育成本过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人口流动不仅仅导致传统大家庭的消失，而且大大导致了生育成本的过高。传统大家庭在生育、教育和养老等方面有效减低生命的成本。随着大家庭的消失，各方面的生命成本急剧提高。在过高的成本面前，即使仍然具有生育观念的人们，对生育也具有了理性计算，有了“计划”。
人是理性的，理性是受年龄限制的。考虑到生育是年轻人的事情，当年轻人为生育决策时，很少有人会考虑到生育的长期重要性。不会为了长远的未来而牺牲眼前的利益，是很多年轻人生育决策的思考规则。
提高社会福利适得其反
第五，福利社会保障了个人生活，生命的载体从家庭过渡到国家，家本身的意义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就生育来说，福利社会有一个悖论。一方面，正是因为当代社会生育成本过高，因此在一些国家，为了鼓励人们的生育，国家就想方设法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来提高人们生育的动机，从而改善国家整体的生育状况。
但另一方面，在实际层面，效果要么不好，要么刚好走向了反面。随着福利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依靠国家而生存，家庭变得可有可无。尽管也可以对生育设置特殊的“生育福利”，但在整体福利提高的情况下，这种特殊福利很难改变生育者的动机。
资本影响力巨大
第六，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为什么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的增加，生育成本会如此之高？这里资本的作用不可忽视。资本一方面对人起到了解放作用，把人从传统的家庭、组织解放出来，成为个体，但同时另一方面又把人变成了资本的奴隶，任意奴役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人的生命的整个过程都被资本所瓜分，都是资本用来盈利的工具。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包括教育、工作和生活等环节都离不开资本。社会流行的“生不起、养不起、活不起、死不起”的说法，都是资本控制生命过程的真实反映。
第七，民主的需要。在民主社会，生育更和民主的运作相关。当代民主都表现为“一人一票”，这一制度保障了所有方面的个人权利，包括生育权利。同时，政府也需要资本来“购买选票”（例如通过社会福利），这个事实也限制了政府对资本的规制意向和能力。实际上，政府是可以对资本对人的奴役状况加以规制的，减少甚至不容许资本在人的生命方面盈利，但考虑到政府对资本的依赖，作为公共权力载体的政府，基本上忽视甚至漠视资本这些方面的作为。结果，生育本来是最具有公共意义的，即保障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但现在演变成最为私人的领域，是纯私人的决定，和政府毫不相关了。
第八，LGBTQ群体的产生和发展，也在影响人们的性观念和生育观念。LGBTQ即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和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今天一个奇特的局面是，数千年来被视为是正常的异性之间不想结婚，结婚之后又非常容易离婚，但同性恋者则高调争取婚姻的权利。
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也无可非议。不过，这些群体不仅影响生育（即他（她）本身不产生生育），而且也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性观念。性观念是生育的前提，一旦性观念发生了变化，生育也就无从谈起了。
人口老龄化
从很多年来的各国生育率统计数字很容易看出来，生育率首先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确的关联，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就越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生育率就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和流动性等，这些都直接影响生育观念和实际的生育行为。
其次是和文化（尤其是宗教）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所有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但不同文化（尤其是宗教）对生育率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内，一些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要比另一些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要高。
生育危机正在促成诸多危机的发生。老龄化可以说是很多国家所面临的即刻危机。年轻人少生育甚至不生育，但因为医疗等生存条件的改善，人的平均寿命大大增加，这就轻易导向一个社会的老人化，使得这些社会成为老人国度。老人国会体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消费水平下降，养老（社会和家庭）维艰，经济萎缩，社会生命能量不足。
在东亚，日本是老龄化社会的典范。中国紧随其后。面临老龄化，像新加坡那样的较小社会，还可以通过移民来解决问题，但像中国这样的大社会，很难通过移民来解决问题。这些社会或许可以通过延长退休年龄、自动化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使用来缓解劳动力危机，但仍然解决不了生育危机。
或导致冲突和战争
一个社会的内部冲突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即在低生育率的财富群体和高生育率的社会底层之间。传统上，富裕家庭一般都会是大家庭，因为富裕家庭有条件养育更多的小孩。但今天，即使是富裕家庭也很难出现拥有很多小孩的大家庭。这是因为，如上所说，生育已经演变成单纯的个人权利和选择，而非家庭（群体）的权利和选择。在富裕家庭，年轻人的权利观念甚至比其他群体还要高。
而对社会底层来说，传统社会所面临的一些不利于生育和养育小孩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例如饥饿、疾病等，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具有广大农村的社会）影响要比其他群体小，因此底层的生育率还是可以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些社会，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富分配能力，那么生育率的确会影响社会冲突。如果对当代盛行的民粹主义做些深入的分析，也不难看到生育因素的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生育危机在各个国家、民族、种族的分布是极端不平衡的。一些国家、民族和种族的生育危机越来越深刻，甚至没有任何有效的解决方式（至少到目前为止）；而另一些国家、民族和种族则不仅没有危机，而且人口经历着高增长，并且随着人口的高增长，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空间也在扩张。无疑，移民（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会是从经济落后社会流向经济发达社会。这和生育率分布相一致，经济落后社会呈现高生育率，而经济发达社会呈现低生育率。也就是说，移民从高生育率社会向低生育率社会流动。
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加以改变，会不会最终导致冲突甚至战争？可以设想，那些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萎缩的国家、民族和种族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恐惧于自己的消失；而另一些生育率高和具有人口优势的国家、民族和种族则会变得蠢蠢欲动，开始争夺和扩张生存空间。
如果这样，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出现。再者，历史地看，帝国时代，国家间频繁发生以争夺土地和人口为目标的冲突和战争。但如果未来产生这样的情况，还会出现争夺人口的冲突和战争吗？
生育危机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的世界会属于那些有利于生育的文明，而不属于那些不利于生育的文明，前者能够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而后者则会以各种方式逐渐消失。
对充满欲望的人类社会来说，生育危机也算是人类的自我黑色幽默吧。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19年8月27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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