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国民性格”
鲁迅的杂文素以剖析“国民性格”而著称，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优点，也有缺点，鲁迅更多是剖析后者。因为他知道中国人从来就不缺少自信心，而且常常把这种心理发展成“自欺力”，善于用“瞒”和“骗”来粉饰太平，还喜欢合群的自大。鲁迅认为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进行批判，并不会损害国民的自信心，顶多会受到讳疾忌医者的谩骂，却也能使不少青年得以警醒。他在《致尤炳圻》中说：
“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在鲁迅的笔下，我们发现了许多国民性的劣根，曾一度误以为是满清的封建专制所造成的。但只要我们读一读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就会发现这种“国民性”真是“自古以来”的了。
在利玛窦笔下，明朝人对一切外国人表示疑惧，他们总是担心外国人会颠覆自己。因此，要想在这个国家中进行自由传教和贸易，乃是登天之举。利玛窦还说，明朝人喜欢繁文缛礼、热衷形式主义。对于国人的合群自大，他说：
“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利玛窦对中国人国民性格的记载，跟鲁迅在一百年的前所见所闻大抵是一样的。这至少说明，国民性格是一种固定而相对长久的东西。并非某一时期政策下的产物。
那么，这种“自古以来”的国民性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有没有可能改变呢？对此，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国民性”主要受五个因素的影响，它们是：民族、传统、时间、制度和教育。
利玛窦（1552-1610）认为明朝国民保守多疑，合群自大
民族对“国民性”的深远影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原始社会，人们逐水草而居，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了最早的氏族。后来，氏族才逐渐扩大为胞族并聚集成部落。部落间通过战争，把语言风俗相同、生活方式接近的各部统一在一起，出现民族。民族间再互相征伐或联结，形成的共同就是国家。
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群，他们往往拥有相同的生产方式，处在同一个生产关系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仅生产了供彼此交易与使用的物质，而且还生产出了集体的精神观念，在不同个体意识的交汇下，形成一个合力、一种集体性格。这种集体性格随着基因和生活方式代代相传，影响深远。民族的集体性格支配着国民的集体心理，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崇尚自由，德国的条顿人看重纪律，法国的拉丁人则强调平等，这都是例证。
中国人的传统民族精神以家族观念为特征之一，《史记》里的三皇五帝同属于一个氏族，《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春秋》的核心是“尊王”，其实也就是尊家长。这种家族观念是萌生礼教的土壤，中国人讲究尊卑长幼、喜欢摆资格、看资历、搞家长制，国民性格的弱点表现为敬上欺下。我们的礼节对上周到备至，对下敷衍草率，少有平等的相待，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官员、长辈在传统中国人的眼中是不可侵犯的，他们受到人们的爱戴与畏惧；贫民和晚辈乃是低下的象征，对于他们，要么是同情与爱护，要么是轻视与欺辱。
中国人热衷于做官，想当“大夫”，不甘做“庶人”，却不肯去考虑要不要实现平等。鲁迅说奴才接受专制并不是出于热爱，而是他也想从专制中捞点好处，去压迫比他更弱势的人。奴子们从不敢去骂那些真正压迫他们的皇帝，只能去骂几个死了几千年的学者，他们从前骂孔丘，现在骂朱熹，这也是奴性、是胆怯，亦是传统。
传统只能慢慢地被改变
什么是传统呢？勒庞说：
“传统就是过去的观念、需求和感情。”
这指的是传统的集体心理，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形成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制度。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打破了传统的制度、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就能够完成革新，可是历史已经证伪了这种观点。
《旧制度与大革命》说，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还要废除旧制度，更新风俗习惯，打碎一切传统观念。可是当革命刚结束，传统又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被废除的帝制由拿破仑恢复，中央集权在反法同盟的逼迫下死灰复燃，基督教再次成为人们的信仰，甚至连波旁王朝最终也完成了复辟。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传统的观念、需求和感情未发生显著变化，就如伐木一样，即使砍倒了树干，只要根基还在，它仍然会重新长出来。
要想改变传统，就得做好慢慢改变的打算。群众的心理归根到底还是偏向传统的，革命就如一场暴雨，在狂热过后，一切又将复归平静。人们重新接受传统，厌倦不断的革新运动，这点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尤其突出。鲁迅说最初反清时革新的思想还算风行，一到民国建立，守旧的沉渣又重新泛起。保守派高呼“莫要操之过急”呀！要“保存国粹”呀！这时候中国人的折中与圆滑性格就显露无疑了，对此鲁迅说：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因此，提倡白话文改革的时候，阻力依然巨大。而当钱玄同之流高呼废除汉字时，白话文也就变成得以接受的了。中国人喜欢讲“莫要过激”，可是对于我们这种偏向保守的国民性格来说，要想推动变革，还是稍微“过激”点为好。
在法国大革命砸烂一切的狂欢之后，传统又恢复了
时间与国民性格的形成
国民性格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总是需要经过漫长的积累与塑造。众所周知，只要时间足够，蚂蚁撼大树、愚公移高山都不是无稽之谈。借助于时间，我们能将传统的观念逐渐改革、逐渐淡化。
时间代表着量变，革命意味着质变，质量不分离。在短暂的革命过后，有向前发展的可能，也有倒退回去的危险，这就需要新一代的前仆后继。辛亥革命过后，康有为们、辜鸿铭们、满清遗老们还在叫嚷着春秋大义、尊王复古、虚君共和，然而时间把他们都扫进了垃圾堆。
顽固派们自然是驳不倒、也死不绝的，但是时代的进步、时间的流逝，却能够将他们逼到不起眼的角落，让他们嗡嗡的叫声不再烦人。
谁敢说“国民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呢？时间会向他证明一切。
是制度决定人，还是人决定制度？
人们有一种肤浅的误解，认为胡适主张“制度决定人”，鲁迅则认为“人决定制度”，似乎胡适看得比鲁迅更深刻。姑且不论这是否是他们的思想，从《乌合之众》给出的答案来看，显然是人决定了制度。
勒庞说：
“制度与一个民族的兴盛衰败没有太大的关系。民族性格是左右一个民族的关键，制度本身如果与这种性格不协调，那么它就只是统治者借来的一件衣服，是暂时的伪装。”
历史经验证实了这种观点，说制度决定人，那是不全面的。我们虽然知道的比明朝人更多，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我们在核心观念上跟他们相差无几，这点阅读过《中国札记》的人都会深有感触。《红楼梦》的故事虽然是虚构，但里面人物的观念跟我们非常近似，他们也有虚荣刻薄、勾心斗角、出轨外遇，有的人想攀高枝，有的人渴望一辈子安稳的过日子。如果说制度决定人，为什么生活在不同制度下，人们的生活观念却相差无几？——或许，制度只是决定了人们的政治观念而已。
在一家公司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性格与气质，虽然他们受到同一制度的管理，形成共同的企业文化，但这丝毫不会改变每个个体的特征。如果这种制度与个人的性格发生矛盾，他们最终会选择背弃制度，辞职离去。民族性格同样如此，制度虽然可以强加给民族，却在运行的过程中，受到民族性格的主导，背离了它原先的本质。对于国民来说，他们并不是让自己去迎合新制度，相反，新制度只有适合国民性格，才能够维持得下去，这也是历史所反复证明的了。
如果不改变国民性格，那么什么制度实行起来，最终都会走样。
教育对国民性的影响
对于教育，《乌合之众》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
“一个国家如何教育年轻人，这个国家将来就会成为什么样子。”
从前面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出，民族的差别造成了国民性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拥有者不同的集体性格。这种集体性格在历史中代代相传，变成牢固的观念、需求和感情，也就是传统心理。传统心理决定着我们的观念偏向于保守，如果没有传统，也就没有文明，但如果不改变传统，文明也就无法进步。
改变传统要诉诸于革新和时间，时间使传统观念被稀释，进而影响到国民性格。首先，从外部建立起新的制度，会转移我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之后，通过教育，会深入到生活中，变更人的价值观念，动摇国民性格。
教育要面向年轻人，因为他们受到传统的影响较少。传统在他们的血液中遗传，教育则从外部变革他们，使其成为代表社会进步的新人。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提出“教育万能”论，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一种是传统的感染，一种是教育的塑造，它们使我们变成现在的样子。当教育的力量超越传统的感染时，国民性格就要被改变。
罗伯特·欧文在爱尔维修哲学的基础上，写出了《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他认为人类的性格绝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通过教育可变它。好的教育会塑造良好的人格，恶劣的教育则会造成无数的精神奴隶。
通过教育，可以改变国民性的恶劣方面，使国民性格变得更高尚、更完善。古代的教育，不在于培养新人，而是考虑如果将学生们塑造成为朝廷服务的官僚，在这种教育下，塑造不出新人。所以任何新思想进来，都难免要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腐化。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里，早就察觉变法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教育，而他最终的失败也正是用人不当、操之过急的缘故。
通过对《乌合之众》的分析，我们发现国民性格是由民族、传统、时间、制度和教育决定的，而要想变革这种性格，弥补其缺点，自然也应从这五个方面入手，五者缺一而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