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串小故事。
差不多1950年前的古罗马帝国，透明而又坚硬的玻璃是一种奢侈品，最糟糕的是，玻璃还很容易碎掉。这时，有人发明了一种不易碎的玻璃（大约类似于今天的钢化玻璃），他赶紧跑去当时的皇帝提比略（古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那里，展示自己的发明成果，想要领到一大笔奖金。
皇帝问他，你是否把这个发明告诉了别人，他很高兴的说“没有”——提比略说，很好，把这人拖出去给杀了！理由呢？“免得原来的玻璃变得一文不值！”
同样是在古罗马帝国，有一个人发明了一个装置，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运输巨大而笨重的石柱——而罗马在兴建各类大型建筑的时候，经常要采用这种石柱，政府通常的做法是雇佣很多罗马公民和奴隶来完成这些工作。这个人告诉皇帝，他的装置可以大大降低石柱的运输成本，节省很多的劳动力。
苇斯巴芗还算客气，没有杀他，但还是斥责了他一顿。皇帝认为，这种新的运输方法很有可能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罗马平民本来应该由皇帝提供工作，然后一直忙碌、顺从的劳作，再由皇帝赐给他们面包和角斗士表演，他们就会感觉到幸福，也不会闲的蛋疼然后要求什么权利，然后……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古代的罗马帝国政府，可是个貌似提倡和鼓励创新的政府，你想嘛，要不然那些人为什么一有发明创造，就想着跑到皇帝这里来领奖？
对于那些已在罗马帝国统治体系内被验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可以被皇帝及贵族们完全控制的技术改进，他们总是大力提倡。比方说，在罗马人那里得到广泛使用的外来新技术如犁铧、铁制武器、文字、建筑技术、航运技术等，还有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人自己发明的混凝土、灌溉、水轮、城市排水系统，罗马帝国总是鼓励做到精益求精，尽最大可能为皇帝和贵族带来好处。
但是，对于那些对绝大多数人有好处的发明创造，或者是全新的发明创造——也就是熊皮特所言的那些“破坏性创新”，他们反而马上会心生警惕，直接拒绝。
这样做的当然不只是罗马人。
430年前（1589年），工业革命还未开始，所有的纺织品都采用纯手工制作，这时候，英格兰一个叫做威廉-李的牧师，想要减轻人们用针线织成衣帽的辛劳，花了6年时间，终于发明了一种自动纺织袜子的“织袜机”。
机器研制成功，他兴冲冲地跑到伦敦觐见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向女王说明他的机器是多么有用，想要向女王申请专利。伊丽莎白女王在一位勋爵的陪同下，参观了他费了牛鼻子劲儿组装而成的机器，而且承认这台机器的精巧，但女王却答复，“李先生，你胸怀大志，但你这个机器能为我贫困的臣民带来什么好处呢？你无非会让他们失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毁灭，最终让他们变为乞丐……”
李先生深受打击，他带着机器来到了法兰西，希望得到法国国王的支持，但法兰西的国王几乎给了他同样的意见。他沮丧的回到英格兰，等到伊丽莎白一世过世之后，新国王詹姆斯一世继位，他再度去申请专利，再度得到同样的结果。
拒绝的理由都完全一样，机器的确很精妙，但是机器会让那些做传统织袜的人们失去工作，造成失业和政治不稳定，进而有可能威胁国王的统治，所以他们拒绝授予他专利，这样一来，李先生就无法大规模应用自己的机器在社会上赚钱。
换句话说，1500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古罗马帝国还是英格兰王室，他们对于真正的创新发明其实都抱着同样的态度。
是不是只是统治精英因为担心发明创造会危及自身统治，所以才阻止“破坏性创新”？
不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社会不够包容的话，特定群体也很有可能将发明者一棍子打死。
就在威廉-李织袜机专利申请失败之后100年（1705年），德国的狄奥尼修斯-巴品发明了蒸汽锅，并且用这台原始的发动机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船，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希望用这艘蒸汽船沿着河流一路行使到伦敦的泰晤士河……
他的机器性能优越，在欧洲的河流上穿行不存在任何问题——可惜的是，当时的河流航运是被当地的船主行会所控制，他们意识到蒸汽船的使用会使得很多传统的船运业萧条，于是他们联合抵制这次航行，动用政治力量想要扣押这艘船只；当巴品仍然坚持在河道航行的时候，他们干脆派了传统的船只直接撞击蒸汽船，将这艘人类第一艘蒸汽船撞成了碎片，而把自己全部的财富都投入到这艘蒸汽船建造的巴品，最终穷困而死。
问题来了，巴品为什么想要航行到伦敦呢？
因为，此时的伦敦，与100多年前威廉-李时期的伦敦已经大不一样了。
1689年，英国很偶然的爆发了“光荣革命”，然后代表多元化社会利益的议会取代国王成为政治规则和经济制度的制定者，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英国才由一个少数人（国王和一批贵族）攫取大多数人利益的汲取性制度国家，变成了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应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从经济发展中获利的包容性制度国家，而此时除了英格兰之外的整个世界，都依然处于和古罗马帝国完全类似的经济制度之下。
在第一艘蒸汽船被撞碎后大约60年（1760年），一个叫做詹姆斯-瓦特的工程师，因为改进蒸汽机的发明创造（注意，瓦特并没有发明蒸汽机，他是在包括巴品在内的一系列前人的基础上深度改进了蒸汽机），他通过在市场上变现自己的发明创造，变成了英国的企业家和巨富，与他几乎同一个时代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因为发明了珍妮纺纱机，也同样成为企业家和时代巨富……
瓦特、哈格里夫斯与李、巴品的命运区别，正是与政治制度的变革所导致之下的经济制度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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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在读一本叫做《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书，在这本书里，作者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制度分为“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两种。
所谓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指的是绝大多数民众没有什么决策权和表决权，既没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也没有主动选择政治或经济制度的权利，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者选择的经济制度，目的就是一部分人攫取另一部分人财富和劳动果实的途径，由于大部分财富被少数人攫取，整个社会的生产激励不足。
所谓包容性制度（inclusive），则是强调一个国家的民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和经济制度制定中来，自主的选择领导人或者政策制定者，经济上强调自由竞争，人们可以获得其生产活动的绝大部分收益，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激励。
按照作者的划分，世界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绝大部分国家，实施的都是汲取性的制度，但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包括英国、美国、法国等率先建立起包容性制度，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包容性制度扩散至整个西欧及今天的东亚（日本、新加坡和韩国）。
在汲取性制度的影响下，即使出现了真正对社会有益的发明创造，但由于生产者激励不足，而且受到统治精英担心新的发明创造可能危及自身地位的担忧，绝大部分的发明创造并不能被广泛扩散，因此也很难为社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要么沦为统治精英的玩物（如中国的火药、瓷器），要么成为统治者加强汲取性制度统治的工具（如枪炮），而发明者本人甚至还会因此而引言获罪。
最典型的，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火药，用来制造爆竹烟花，发明了指南针和钟表，却只是成为皇家的玩物，明朝时期已经发明了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可因为汲取性的经济制度，皇帝随时可以剥夺人们的财产权，他们无法将这种创造广泛应用到商业中来为自己获取利益，不能创造出真正的商业价值；后来的西方人发明炸药，却用来劈山开矿和制造枪炮，西方人发明指南针，用来航海殖民。
清朝的戴梓，最早发明了“连珠铳”（可视为最早的机关枪），但满清朝廷却认为，“骑射乃满洲根本”，最终将戴梓流放辽东，贫病交加而死——对比瑞典的诺贝尔发明了炸药，成为社会巨富，而且因为设立诺贝尔奖而名垂青史。更典型的对比，是美国的爱迪生，他从一个贫困的、听力不健全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平民，纯粹依赖于自己脑子里的想法，获取了多项发明专利，并且利用这些专利变成了企业家和社会精英，得到了整个社会的尊重。
不过，《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强调说，实施汲取性制度的国家并非不能取得经济增长，（前苏联、中国的宋朝、种族歧视时期的南非、内战之前奴隶制之下的美国南部都是汲取性制度，但短期内依然可以取得可观的经济增长），只是因为经济体始终是一部分人掠夺另一部分人，当另一部分创造财富的潜力被压榨干净之后，经济增长就会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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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到现在的中国了。
如果要我来定义的话，中国的现在，正处于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变的阶段（《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则认为中国目前依然处于汲取性制度时期，类似于苏联1970年代经济停滞之前的快速增长期），这也正是我一直在强调，虽然觉得中国的政府在许多政策和制度的制订上真的很糟糕，但我依然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信心的原因。
要强调的是，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变存在着太多的偶然因素，因为汲取性制度规则的制定者（既得利益阶层）具有极强的维持原有统治的欲望，他们既可以利用政治规则、也不惜付诸武力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他们都像古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极力将所有的发明创造限定在不危及自身统治的水平上。
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变的核心因素，在于政治制度的变革，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变革，无论政府或者民众，都会对那些实质上有利于大众的创新看成危险的因素而加以拒绝。
举例来说，不知道多少人知道中国移动曾经开发过一款叫做“飞信”的产品，这种产品如果真的发展下来，就不会有今天的微信了，也不会有你看到我的公众号文章了——但“飞信”为什么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呢？
很简单——如果飞信向着微信这个方向发展，它首先威胁的，就是中国移动当时赖以生存的高额短信费用和语音通话费用——既然中国移动就是依赖这两项功能，再加上体制的垄断，躺着什么都不干就可以挣到无数的钱，它又怎么可能开发一款更好用、更便宜的产品将其替代呢？
所以，飞信注定了没有结局。
我们应该感谢飞信的死，否则，我们不会有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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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这篇啰啰嗦嗦的文章，是因为看到相关报道说，2015年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平均每天超过1万家——看清楚，是每天1万家！
貌似创新创业十分热闹，但实际上真正又有多少“创新”的东西呢？
就说最流行的所谓互联网金融——我们的P2P，我们的众筹，我们的数字货币，首先其技术的源头都在美国，其次是我们的借鉴太过于一哄而上，最要命的是，一哄而上中，太多所谓的创新无非是换了个马甲的新型庞氏骗局而已。
只有支付技术的创新算是让中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真正的变革，但这种变革的发生，恰恰是远离了政府所提倡的创新，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政府所控制的金融体系施加压力而来——当然还要说明的是，支付技术的创新源头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十多年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热热闹闹，可要我看来，真正的创新只有一个——就是你现在看文章所用到的微信。
如果没有包容性制度的建立，所谓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谓的“富民政策”，就变成了一种澡盆里的游泳，变成了一种驯养下的创新，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
正如前苏联原子弹氢弹技术和航天技术一样，在汲取性的政治制度之下，依赖于政府的资源倾斜政策，高铁、大飞机之类的项目的确是可行的，在短期内也是有意义的，但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有制度下的经济潜力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真正的想要激活民间的经济力量，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建立才是目前最需要行动……
最后，对于愿意思考国家经济发展成败的人，强烈推荐读一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包容性制度孕育创新，汲取性制度扼杀创新！
路瑞锁，财经谎言揭露者，财富体检理念倡导者，著有《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穷》、《都是货币惹的祸》等财经畅销书，现居杭州、北京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