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第五：理性
我们必须要提到一点，群众从不受理性的影响，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
正因为如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因为群体从来也不会遵循正常的逻辑。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善于鼓动群众的演说家，是如何把握分寸的。
第一，如果想要让群众相信什么，就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甚至要带着群众振臂高呼、大喊口号。
第二，演说家要以一种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比如说捏造场景、追忆往昔、或是憧憬未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带着群众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
第三：在这个演讲的过程中，演说家一定要密切注意群众的情绪变化，看清楚他们是高兴还是沮丧，是悲痛还是愤怒。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知道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言辞，把群众的情绪引到自己需要的轨道上来。
说到底，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演说家，或者至少做一次成功的演讲，都必须把握这样一条原则：演讲者必须要遵循听众的思路，而不是自己的思路，否则他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影响。
许多演说家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他们希望以精密的逻辑来引导听众，或是用严谨的推理来牵制听众。因此在向群众讲话的时候，总是会借助一系列大体严密的论证步骤，而当这种手法不起作用，他们又会感到万分困惑。
曾经有一位逻辑学家在遭受失败后愤怒地说：“我的逻辑毫无谬误，我建立在三段论法上的推理公式是不可更改的。就算是无机物，只要它能来推演这组公式，也会不得不表示同意。”
这位大学者的话再正确不过，不过他在愤怒中也没弄清楚一点，群体不比无机物更聪明，它甚至没有理解的能力。
你只要尝试着用推理来说服原始的头脑，比如说服一个野蛮人或是儿童，你就知道推理是多么的不值钱。
事实上，不要说野蛮人或是儿童，即使是对付几百年前的那些宗教狂，理性也抵挡不过感情。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群体的感情面前俯首称臣。
直到现代，它们的真实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也有不少开明之士，但没有一个人通过理性思考认识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对魔鬼的罪行或烧死巫师的必要性表示过丝毫的怀疑。
不过，对于群体不受理性引导这件事情，我们倒不必过于遗憾。
毫无疑问，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反倒没有多大用处，它既不能带来音乐，也不能带来美术。这样看来，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力量，这些幻觉无疑是必要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每个民族都拥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格。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个民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着它命运的定律，它简直等同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就像是那种使橡果长成橡树或让行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的力量一样。
如果我们要对这种力量有所认识，就必须研究一个民族的整个进化过程，而不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时出现的一些孤立的事实。
如果只考虑这些事实，历史就会变得仿佛是一连串不可能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的上帝，如果不是犹太民族的坚信，耶稣也不可能由一个木匠之子变成一个持续两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为基础形成。
再比如说伊斯兰教的创立，假如不是阿拉伯民族那种无与伦比的虔诚，一小撮从沙漠里冒出来的阿拉伯人，也不可能征服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一个比马其顿王国领土还大的国家。
还有，如果不是法兰西民族对民主与自由的狂信，以拿破仑这样一个区区的炮兵中尉，又如何能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征服几乎全欧洲的民族与国王。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了，尽管理性永远存在，但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就像是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这些东西。
正因为如此，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学家，不要过于强烈地坚持让它插手对人的统治吧。
现在，我们的结论是：群体永远不欢迎理性，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也并不是理性。
对于群体来说，理性除了反面的影响，什么作用也无法施加，他们接触到的理性越多，就越是憎恶理性，也就变得更加狂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