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混沌大学成立的第五年。在这个讲台上，你听过多少位老师的课程？我们请同学们投出了他们最喜爱的八位老师，并将这些老师再次请回了课堂。
首先将为你介绍的返场老师，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他曾在混沌研习社课堂上带来《中国经济的创新突围》一课，给同学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现在，混沌君邀请你一起来看周老师曾经的一篇演讲。面对周遭弥漫的焦虑气息——增长焦虑、转型焦虑、文化焦虑、各种讲不明白的焦虑，以及可能最普遍的，关于“未来大形势如何”的焦虑，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
周其仁老师说，面对莫测的未来，持有固有的“明确悲观”思维定式是不行的，要形成“明确乐观”的行为闭环，才能实现积极的未来。
返场老师 |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经济学常常被看作一门忧郁的学问，看未来不那么明朗乐观。
亚当·斯密还比较明确，认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就能把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经济增长。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实践也支持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经济学。《国富论》最了不起的预见，是断定美国经济有远大前途，这点后来得到验证。
但是亚当·斯密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展开所引发的矛盾，很多经济学家就不那么乐观了。最知名的是马尔萨斯，相信人口增长会快于食物增长，所以未来一定麻烦，要靠饥荒、灾难，甚至战争等来重建平衡。由此也给经济学打上了忧郁的印记。
教书要讲到预期，阐明人们行为受到未来看法的影响。我知道关于未来最好的理论答案是“不确定性”，那还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里提出来的。
何谓“不确定性”？就是经验概率也推不出来将来会是个什么样，不妨干脆译成“莫测”。
按奈特的原意，不确定性比“风险”来得严重，本质上不可测，用保险机制也对付不了。这与现代物理学家或有一拼，他们说观察一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时，无从预知它究竟是什么，根本就“测不准”——“莫测”是也。
"对未来严阵以待"
莫测无非“天有不测风云”，容易让人“预后不良”——似乎不确定总意味着灾难来临。
其实，不确定性也可能是意外惊喜，并不是确定的倒霉。
所以对“不确定”还可以解析。这方面，彼得·蒂尔的《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对我有启发。作者把人们怎么看未来，分为四类：“明确乐观”，“不明确乐观”，“明确悲观”，“不明确悲观”。
然后他把“各国看待未来的方式”，装进了这个认知矩阵。这里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观印象，只是非严谨也有启发，冲击力不小。
譬如他认为，“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都领导着西方世界”，而“1950—1970的美国”，更是有史以来“明确乐观主义”的典型代表。
美国自然禀赋丰裕，人口又不多，开荒种地吃饱饭，卖点棉花烟草木材，这对那代欧洲移民足够好了吧？为什么还要发明工厂流水线、造帝国大厦、搞曼哈顿计划、投资洲际高速公路，还要实施阿波罗计划？
人做事情之前，总受对未来看法的支配，难怪蒂尔先生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毫不犹豫地划入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第一方阵。
不过，作者认为后来的美国转向了“不明确的乐观”。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乐观但又迷茫”，金融家取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天之骄子，“财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们高估机遇，低估规划和持久努力。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让金融、政治、哲学和人生一并蒙上“不明确乐观”色调。
读来最受刺激的，是这本小书居然把现在的中国列为“明确悲观”之代表！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给各位读段引文：
“老一辈的中国人孩童时都经历过饥荒，因此展望未来时，总会考虑到天灾。中国公众也知道‘冬天’即将来临。局外人着迷于中国内部的巨大财富，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国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国，贫穷一些的则能省就省，以求储备充足。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
不管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位仁兄随口大发的议论，我读后还是很受触动的。
以色列的启示：难做之事易做成
更多触动来自2015年以来两次访学之旅。
第一次是到以色列，与一批年轻企业家同行。
行前找到一些读物，说以色列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到了才知道不完全如此。这个法定面积比北京市还小的国家，自然资源极为匮乏。60%的国土为沙漠，可耕地仅60万亩，大约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
但现在的以色列却是“欧洲菜果厨房”，高品质、高附加值农产品大量出口，滴灌技术和设施农业称雄全球，连淡水和海水淡化技术也出口。
更了不得的是它的总人口虽然只有800万，却拥有7000多家科技创业公司，是除美国、中国之外，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它还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2014年，以色列人均GDP3.5万美元，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出口的50%，就业的10%。
凭什么？就凭人。
特别是凭人掌握的知识，凭把知识转成技术和产品的卓越能力。哪来的这套本事？
源头还是教育。我们中国人也重教育，但对比之下重点有别。
我在佩雷斯中心听了一场阿龙·切哈诺沃的讲演。在他小时候妈妈教他说，人走进一条河流，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要永远逆水走”。这就预先画出了他一生的轨迹：在任何领域一旦成功走顺，立刻另辟一个领域逆水行舟。学术上打遍国内无敌手，他就跑到美国闯天下，评上终身教授后又不甘顺境，再回特拉维夫主攻科研难关。
2004年他获诺贝尔化学奖，是以色列国内获诺奖第一人。他的经验体现了《塔木德》里的一条哲理，即“难的事情反而容易做成”。
| 阿龙·切哈诺沃
难怪以色列成为一个与其资源和人口数量完全对不上的创新国度。到以色列，我们才知晓那些名满天下的硅谷超级科技公司，从微软、Intel、苹果、Google到Facebook，无一例外都在特拉维夫设科研中心。在以色列研发出来的、真正称得上改变人类生活的关键技术，足可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
再问一次，人家凭什么？凭人家的智慧和永不枯竭的那股劲儿，看来这个民族把对神的信仰转化为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信念，敢于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探索未知。倘若问以色列创业人群怎样看未来？
“明确乐观”绝对占据主流。
否则，他们为什么老挑别人不敢想、不敢碰的事情做？前面探路的成功鼓舞着后人，更多人就相信不确定的未来机会无穷。
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干
第二次访学，我们几位老师、同事和校友，自行组团到美国考察他们的“积木式”创新。
所谓积木式创新，要点是打通科学象牙塔里的“想法”（idea）与产品、市场、产业之间的经脉。
举几个印象深的实例，回答在前沿做事的人怎么看未来。
先说XCOR，从洛杉矶往北约90英里处，一片半沙漠地带里竖起一座“通往太空的门户”，那就是莫哈韦航天航空港了。XCOR是设在此地的一家科创公司，研制垂直起降、可往返太空飞船的发动机。毫不起眼的仓库式厂房里，40多位科学家和技工已经忙了十几年，除了预售过一批太空游机票（每位9.6万美元，真有美国人来埋单），XCOR连一分钱的进项也没有。
我们见到的那些朴实的家伙，他们究竟怎样想未来？据说在莫哈韦小镇上聚集着一帮太空迷，基本共识是地球不堪人类负担，要为太空移民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再说Hyper Loop One，立志要造超级高速列车，构想把一个大管道里的空气抽干净，让列车在真空状态下由磁悬浮技术推进，时速可达每小时800公里！当我们在洛杉矶市中心一个满墙涂鸦的街区找到这家公司时，它的CEO干脆利落地用半个多小时简单介绍了他们的梦想、进展、成就与希望。听起来总共融得不过1亿多美元的资本，就要干一票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业。
据说他们在拉斯维加斯沙漠里的测试已通过，也有找上门来的客户下了订单，前程一片光明。几十位工程师干得热火朝天，很多人不领工资，而是把工时折成公司股票。他们心想“万一成了呢”。
这两档事的未来不大确定。问题是干的人不知道吗？为什么还冒得出来那么“离谱的想法”？也不觉得上太空、超高铁这类事只有“国家”去想才合适。百无禁忌地想，还能动员一群人踏踏实实地干，七八年、十来年就撂在那件事情里了。这后面没有制度，当然完全不成。
不过人们怎么想未来，似乎更是隐性的根本，要是没有“明确乐观”看未来，那些钱财、人力、物力干什么不好？
探究这些从事创新活动的美国人看未来的态度，他们一律相信科学原理可被发现，可被应用，而人类的种种难题，总有希望解决。
“明确乐观”扑面而来！
让务实的”明确乐观” 抬头
回头再议蒂尔先生认定中国人“明确悲观”的根据。我认为他找到的最靠谱的理由，不是漫长文明史留下的思维定式，而是向前看不到明朗的前景。请看如下议论：
“对中国来说，最容易的发展方式就是不断学习已经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中国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电，建更多的工厂和摩天大楼。
由于人口数量巨大，资源价格不断攀升，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赶得上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从0到1》，第87页）。
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现存技术，以10亿人口计数的中国，要想都过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资源和环境都支持不了。
早有这么一说：全世界都要过上欧洲人的生活，需要三个地球；要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需要五个地球。可是，哪里有三、五个地球？结论是不可能，这才是中国人“明确悲观”的真正由来。
要还是照搬、仿制支持现有发达生活的技术，几亿人或许行，十几亿人、几十亿人断然不成。环境已经发出了警告。倘若把经济开发的环境成本全部“内化”为价格，那么现代享受对多数人口注定“贵”不可及。
但谁能劝说人们安于“耕地靠牛、点灯靠油”的传统生活呢？继续向前推动现代化，要承认现存技术再先进也还不够先进。欲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现代化需求，研发不能停、创新不能止。
要让中国人、非洲人和其他人普遍明确而乐观，从0到1尚不够，还要有能耐把不断冒出来的1，在环境支持限度内扩展成为n——可不是小数目的n，而是10亿、13亿、30亿。
看来我们要面对一个闭环。
“明确乐观”的未来观，是一切经济、科技革命行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只有当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数人也可以过上富足生活的现实前景时，人们才可能普遍对未来抱有积极态度。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老问题要新解，我感悟到一点，愿意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创新创业的最优主体既不是超大组织里的所有人，也不是单枪匹马的先知先觉。最优创新组织是不大不小的“群”。这个“群”内的人容易达成共识，互相欣赏、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组织成本不高就形成一致行动。
在群与群交互作用下，行动出正果，就可以感染更多人群。这像生命一样，能够无中生有，是起于“一锅原生浓汤”，活跃分子凑到一起，闷在一块儿，高频互动，直到长出一个新结构。
最后，总结几点分享
一. 发达经济体的前沿创新值得关注，中国人大可从中淘宝；
二. 想法比资源重要，因为每个时代的可用资源皆由想法决定；
三. 敢想敢做极有意义，而相信未来更好，是敢想敢干的前提；
四. 创新创业人群要主动对冲弥漫周遭的各种焦虑——增长焦虑、转型焦虑、教育文化焦虑，还有讲不明白的焦虑，因为仅凭焦虑杀不出重围。要让务实的“明确乐观”在中国抬头，先从创新创业的人群里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