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5月，美国杂志《钟表师与珠宝师》（Watchmaker and Jeweller）刊登了一则广告，宣布一家公司成立，而它的目标“是将美国优异的结构系统和瑞士技术精湛的手工结合在一起”。至此，在5年前成立的万国表公司终于开始营业了。这则广告中呈现了一家宏伟的工厂（其实尚未盖成），并且保证这家公司制作的手表“最不可能出现故障”。一开始，这家公司推出的产品是连接细链或胸针的精致怀表，一共有17个款式，同时，他们也以这款怀表不需要发条键、以柄轴上链的系统为傲。此外，这些产品的价格“不受竞争的影响”。
万国表公司的创始人是佛罗伦汀·A．琼斯（FlorentineAriosto Jones）。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他是波士顿的一位钟表匠，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他搬到了欧洲。那时，琼斯正值二十来岁的年纪，他发现了一个机会，也就是把先进的工业技术应用到日内瓦与洛桑的钟表大师那种家庭式的专业技艺上。不同于钟表大师每次都是从零开始制作手表，他的想法是以基本模型为准，生产能互用和更换的零件。在这种做法下，可以利用研磨机制作螺丝和擒纵轮，再引进工作台从事表壳装饰工作。这些美国人，也就是琼斯和他的助理查尔斯·基德尔（CharlesKidder），负责带动产品线，瑞士人则负责提供一种他们至今都以之闻名的东西——加工学校。
琼斯兴致勃勃，却总是遇到不满和阻挠，因为瑞士当地那些说法语的熟练的钟表师一点都不乐意中断既有的工作方式。毕竟，从400年前最早的钟表制造开始，这套做法一直都运行得很顺畅。后来，琼斯在瑞士北方受到了说德语的当地人的热情欢迎，沙夫豪森的居民尤其喜爱这个有100个新工作机会的前景。
然而，万国表公司一开始的产量简直让人泄气。琼斯告诉债权人，公司每年可以生产10000只手表，可直到1874年，总共才售出了6 000只。瑞士银行的股东解除了琼斯的管理职位，在公司成立9年后，他被送回了波士顿。不过，他对钟表制作和工程的开发并未中断，直到70多岁时因贫困而去世。时至今日，在万国表宁静的博物馆以及其中一间会议室里，他的名字仍萦绕不散。也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我所拥有的手表生产方面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发挥。
在莱茵河畔的万国表公司，他们愿意让一个彻头彻尾的菜鸟在这里自取其辱地组装手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让你知道，为什么一只定价205000英镑的手表值205 000英镑。换句话说，就是要让你知道，一位大师级的钟表师对技术的精通程度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当然，他们不是让我拆解顶级的产品，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的，是一只手动上链的98200机芯系列腕表（Calibre98200）。表盘直径37.8毫米，是万国表尺寸最大的产品，专供制表课程使用。我的任务是拆下17个零件再重新装回去，不过，这样仍然不能达到可让手表正常运行的地步，因为它没有指针，也缺少全套动力轮系。但是，至少已经有一些大小齿轮相连在一起，可以经由细杆和表冠操纵。我的任务是在50分钟内完成它，而这只手表的构造是完全针对“傻瓜”的。“我们握螺丝起子的方式有两种，分别是正确的方式和错误的方式。”我的指导员这样幽默风趣地说，他大概已经这样说过千百次了吧。
为了拆解和重组，我不停地把表盘和表底翻来覆去。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容易的部分是旋紧夹板的步骤，正是夹板单元使不同层次以及复杂的零件得以维持在固定的位置。分针齿轮下方的主发条被一个边缘呈齿轮状的发条盒包覆着，要将这个发条盒插入并对齐0.15毫米长的枢轴和宝石，则是一项相当棘手的工作。我使用的是经过合成设计的红宝石，这些低摩擦力的宝石轴承被用在齿轮系和防震机构上，并且一向是手表质量的标志。手表里面的红宝石越多，它的机芯就越准确、耐用、安全。如果没有额外的复杂功能，一只传统的机械手表会装满17颗宝石；但是，万国表中层次繁复的精品可能会要求装入62颗。值得注意的是，复杂功能指的是手表里对报时来说完全多余的所有功能，如显示月相的功能。
要把东西做得非常小往往是极为昂贵的，至少在建立原型和最后的人工检核阶段是这样的。在手表行业，对细致零件精准性的要求是其成本高昂的原因之一。例如，即使是最小的螺丝，成本也要8瑞士法郎。再来是强大的续航能力和几乎不用润滑、保养的特点，这也是人们赞赏一款手表的一个原因。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是与人有关的老生常谈，那就是代代相传的智慧。正是因为有了智能，原本只是金属与石头的无生命的组合，才能发挥功能并散发出极致之美。布雷塞尔告诉我：“我知道这样说非常不恰当，然而，这真的是上帝创造的精品或者弗兰肯斯坦手下的杰作——穿着白色大褂的你正在创造生命。”(46)我也在尝试做一件类似的工作，而且已经做到了一半。我正在用镊子拧螺丝，布雷塞尔又说：“要是你把它弄丢了，我不会揍你的，因为你不是真的钟表匠。”
正当我尽力不让螺丝掉到地板上时，我想到了一项新的挑战，人人都可以尝试：请试着讲出一位还健在的钟表大师的名字。你慢慢来也没关系，因为若非圈内人，很少有人说得出来——这一行的人向来甘于保持默默无闻的状态。(47)然而，这些人（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当然值得人们注意，如43岁的克里斯琴·布雷塞尔。
布雷塞尔说，他曾经想过当战斗机飞行员。当他还是个男孩时，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组合玩具模型。快30岁的时候，他在德国一家银楼当学徒，而在此之前，他对于钟表师的工作并不感兴趣。“我知道这么说很情绪化，但真的，有一些我早期组装的手表，我是把它们当自己的孩子看待的。”2000年，他去过瑞士的好几家钟表公司求职，包括劳力士、欧米茄和真力时（Zenith）。他发现这些“金光闪闪”的公司少了他在万国表公司体验到的那种小家庭气氛——当时万国表公司的员工约有500人，如今已超过1000名了。他在面试时被要求完成的任务之一听起来有点熟悉：将一只手表拆开再重组。不同的是，他要应付的零件更为细致；而且机芯里隐藏着一个错误，他必须找得出来。
“一开始，我对钟表行业的认识就跟10岁小孩一样。”如今，布雷塞尔的才华横跨万年历和双时区手表的制作以及教育推广。他定期主持钟表制作的基础课程，而这项活动是兼具销售与钟表学教学功能的：菜鸟访客们完成简单的制作手表的过程后感觉良好，对小齿轮和枢轴的了解也更多，当然，这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也会引导你走向礼品店里闪闪发亮的廉价小饰品。
礼品店就设在博物馆旁边，而它和博物馆都在显示：万国表公司在实务运作上仍然走在近150年前所奠定的轨道上，也就是以机械化产品线的效率结合加工线一丝不苟的精良技艺。然而，尽管博物馆有这么多别出心裁的展示，却并未完整地呈现万国表的故事，以及它历经重重困难之后所传递出来的不朽的信念。这家公司挺过了诸多挑战和波动。例如，手表的流行趋势和货币市场的变动、不断变化的劳动力需求和工作实务、与瑞士其他三百多家钟表商以及仿冒品之间激烈且精彩的竞争。如今已经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万国表面临着一场全新形态的竞争。令人意外的是，这场竞争来自一家计算机公司。
来自美国加州丘珀蒂诺，也就是苹果公司总部所在地的沉重气氛不仅笼罩在沙夫豪森的上空，瑞士的其他地方也难以置身事外。然而，AppleWatch威胁到的并非单一的产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远景，是彻底的数字化连接，人们凭借触控，通过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或者好用的小芯片，就能掌握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它的挑战在于，人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多快地控制生活中的一切。如今谁都没有答案。不过，瑞士没有人承担得起忽视这项挑战的代价，就像他们不敢忽视石英的冲击一样。
石英是以低价的方式做相同的事，而智能手表的影响与此不同。智能手表同时具有非常多的功能，报时毫无疑问是最不重要的一项。2015年，很多人开始佩戴AppleWatch，有些人却感到很失望，因为能用它做的事似乎没有iPhone那么多，只不过它的尺寸小得多。它和手机一样，会通知你有来电和电子邮件，也可以储存文件、买单以及监督你的健身运动情况。当它的消光黑表盘启动屏幕保护程序，对有些钞票多于理智的人来说，光是那美丽的蝴蝶振翅就足以让他们乖乖掏钱了。但在其他人眼中，尤其是在机械手表的制表业从业人员眼中，蝴蝶意味着混沌，AppleWatch以及此类的产品可能是代表末日的符号。直到2014年年中，对于Apple Watch以及此类的产品，瑞士人的态度要么是沉默，要么就是不屑一顾，几乎没有人承认这是个复杂的情况。但是，如今情势已经有所不同了，尤其是在优秀的老师傅逐渐凋零的情况下。
万国表数字化的第一步是推了一款被称为IWC Connect的设备，它不是手表而是表带，一开始是飞行员系列表款专用的。它附有一个大型按钮，压下并旋转按钮即可连接到你的手机、应用软件、保健功能及电子邮件通知。这项装置是向微处理器颔首致意，却让人感到很窘迫。它是传统高级钟表的对立面和死对头，它在表带上的位置则代表了瑞士人拥抱先进数字技术的方式，即同时与数字技术的粗俗和威胁保持距离。在可预见的将来，万国表不会提供MP3播放或摄像功能，更不可能一年升级两次操作系统。他们喜欢以优雅的机械风格滴滴答答地计时，静候风暴早日平息——但愿它会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