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978-1985:遍地乱象
浩劫之后,1978年的劳动节和国庆期间,北京、上海的新华书店门口人挤人、心贴心。通宵排队的爱书人连日不断,只为求购刚刚重印的中外文学名著与社科经典。
紧跟着脱销的就是教辅图书。随着高考选拔人才机制的恢复,中国青少年中暴发起一股“数理化热”,上海教育出版社在1979年出版了《小学数学习题》,那时没有精致的纸张,只是油墨印刷、草草装订。结果,修订3次、重印24次,累计销量达240万册以上。
《小学数学习题》
“上海教育出版社挣大钱啦!”一时间,全国的教育出版社和儿童出版社纷纷行动起来,照葫芦画瓢,也都挣得大钱。其它出版社分外眼红,可没办法,它们“出身不好”,没带着“教育”和“儿童”的字样,在那个刚刚计划经济改制的年代,没能分到教辅出版的名额。
不过,改革开放的火种越烧越旺,各社陆续拿到了出版教辅的许可。重庆的编辑们极其勤奋,快马加鞭赶到北京,和海淀教师进修学校达成合作。很快,重庆的书店里率先燃起了“海淀名师讲XX”的热潮。由于当时物流不便,北京的中学生们反倒比南方各省市更晚地用到这批爆款辅导书。
《海淀名师讲XX》
当所有人都想从中捞钱、又都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的时候,最保险的做法就一个字:抄。谁卖得好,就抄谁的,最后大家一起拼销售。一年之后,市场上就有一万多种写着 “海淀名师”的教辅了。至于海淀区到底有多少名师,没人知道。教辅市场很快陷入乱象。
抄也就算了,在一片混乱中,教辅图书出现了大量错误。最可怕的是一些“政治性错误”,如将国家领土直接画错,80年代中印、中越都有领土纷争,有些地图册将南沙群岛让给越南,将藏南地区让给印度……21世纪时,还有教辅书将中国与港澳台地区放在同一个表格里。这会影响青少年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与政治观念。
除了知识性问题外,很多劣质教辅要求学生机械地理解题目,拒绝对学生思维的培养。比如一道语文的填空题:“太阳像个____,慢慢地升起来。”孩子们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填上“红苹果”、“圆饼干”、“金色的皮球”等等。但标准答案只有一个——“红球”,其他一律判错。
一个资深编辑回忆起那段疯狂的时光时写道,身边不乏做教辅的年轻女编辑,短短几年便住进了花园一样的洋房,买到了代步车。然而,面对图书检查,她们的心态是:“我一年编辑二十本书,上级只会抽查一两本,就算因为不合格而收到经济处罚,其余的书的编辑费一分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