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世界的本原或世界最初是怎么来的
关于对世界本原是什么的学说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元论和二元论。认为世界只有一种本原的称之为一元论；认为世界有两种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的称之为二元论。
依据人们对世界统一基础的认识不同，一元论又区分为唯心主义一元论和唯物主义一元论两大类，简单地说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而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精神”。二元论否认世界统一性的一元论，认为世界有两个相互平行，各自独立的本原：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二元论是一种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不彻底的哲学，并把“精神”看成是独立于物质而存在的，因此，最终必然会倒向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一元论与唯物主义一元论都承认世界是统一的；但是，在世界本原的问题上，世界统一的基础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物质和精神何为第一性，两者是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一元论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精神”，“精神”是世界的本质和唯一本原，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在“精神”的基础上统一，物质只是“精神”的派生物和表现。唯物主义一元论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物质是世界的本质和本原，一切事物和现象只是物质的不同表现形态，都在物质的基础上统一；精神是物质本原的派生物和表现，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特有机能对外界事物和现象的反映。
在古希腊，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将水看作是世界的本原，认为万物产生于水，复归于水。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的本原……当然，这种观点早已经被科学证明是错误的，但这种思考方式或思维模式却一直在西方社会延续，并构成了西方哲学史的主要内容。自从苏格拉底提出那句“认识你自己”的重要命题以后，西方对本原问题的探讨开始由外在世界转向心灵，开创了西方哲学史上长达两千多年的概念思辨传统。比如，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世界的本原。数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已经是心灵的抽象了。到柏拉图提出“理念”之后，西方关于本体问题的探讨达到了最高峰。正如怀特海所说：“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注脚。”
在人类探索世界本原的发展过程中，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实践和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相联系，且贯穿着唯心主义一元论和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复杂斗争。
唯心主义一元论否认世界统一于物质，认为“精神”或“意识”是世界的本质和本原，把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归结为“精神”或“意识”的产物。古代唯心主义一元论把世界的本原都看作是“虚构的精神”、或抽象的“数”、或决定一切的“目的”和神秘的“理念”。至后，唯心主义一元论形成许多流派。唯心主义一元论可以概括为两种基本表现形式：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我的“感觉”、“经验”等等主观精神的产物。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说：“心外无物”；贝克莱说：“物质是观念的合成”，“存在即是被感知”；马赫说：“物是感觉的复合”；杜威说：“世界是我的观念，我的活动，我的经验”……。他们都把主观精神夸大为唯一的实在。典型的表现就是，一切以主观认识为依据，否认物质以及具体形态的客观存在，以自我认识为标准。
第二个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恩格斯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二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之所以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因为：
1)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中首先遇到和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
2)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都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
3)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贯穿于哲学发展的始终，决定着哲学的基本性质和方向，决定对哲学其他问题的回答。
存在、思想和语言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上一个哲学问题的变种。在西方的哲学家看来，惟有本体才是真实的“存在”，而其他则是“幻相”和“非存在”。正因为此，西方的“本体论”也被称之为“存在论”。对人而言，惟有思维才能把握真实的“存在”，而感觉，面对的只是杂乱无章的幻相，因而是“非存在”。存在是永恒的，思维对存在的把握是真理，而感觉对非存在的把握则是意见。真理会带我们进入征途，而意见则会将我们带入歧途。
比如，一个苹果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眼睛看到的红色，鼻子闻到的香味，嘴巴尝到的甜味，都是不真实的。而惟有“苹果”的概念，才是存在，是真实的。因为“苹果”的概念是不会随时空的改变而改变的，而现实中的“这个苹果”，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感觉。也许，我们在某一天会看到一个青色的苹果，会吃到一个酸酸的苹果……
就这样，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感性和理性之间，真理和意见之间，存在和非存在之间，就有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重精神、轻物质，重灵魂、轻肉欲的传统也正是由此开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门尼德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能被思维的与能存在的，其实是一回事情。”
第三个问题：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科学与宗教在历史上一直是冲突不断，但冲突的原因不在于二者的本质，而是很复杂的。大概有以下几种：
1.因为误解而冲突；（比如西方历史中，几起著名的科学家由于违背了宗教的条例被烧死的案例）2.因为政治原因而冲突；3.因为人为的越界(歪曲对方)而冲突；4.因为某些观念的滞后性或绝对性而冲突。
科学与宗教关系是复杂的，而且不同的宗教给科学带来的作用是不同的。
以下是具体分析——
泛神论认为宇宙本身就是神的延伸，神即是宇宙，宇宙即是神。在这种观念下，必然带来三个结果：1.宇宙被主观化，认识宇宙其实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强调内心反省，而不是外在探测。2.宇宙被神化，不敢去探索发现宇宙的奥秘。3.宇宙被虚幻化，心灭即宇宙灭，心生即宇宙生。万法皆空，一切唯心。
多神论认为宇宙本身有很多个神，很多个领域。这种观念带来的结果就是：否认宇宙统一性，不相信有客观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认为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神。李约瑟对此说：“他们没有信心说人能够解开大自然的规律的真相，因为他们不肯定一位比人更有理性的神，已将这个规律安排好，使人能够了解。”
二元论认为世界有两个来源。一是善神，一是恶神。如早期的马吉安主义，摩尼教等。这种观念带来的结果就是：否定物质是善是好的，认为物质邪恶，使人不愿意去研究物质世界。佛教当中也多少有这个观念。“身体是臭皮囊”“跳出红尘”。
宗教所构建的世界，虽然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之中，但却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世界里，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那么，宗教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人们的心中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呢？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源于外界的信息，给人们传输特定的信息，就在人们的心中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同时也是构建了一种人类逻辑思维的方式。所以，宗教所改变的，并不是外部真实的世界，而是人们心中对这个世界的印象。
科学与宗教恰恰相反，外界的信息进入我们的大脑，构建了我们大脑对世界的印象，成为人类逻辑思维和判断的基础，但是，人类的行为最终要作用到真实的世界之中，接受真实世界运行变化规律的检验，宗教在人们心中编织的虚拟的世界，并不是外界真实的世界，逻辑思维的世界与行为作用的世界相互脱节，导致了人们的决策失误。为了减少决策失误，人们便开始思考：如何去甄别那些进入自己大脑之中的信息，准确的在自己大脑中还原真实世界的样子，以减少人们的决策失误。于是，科学便诞生了。
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冲突，当年布鲁诺因为宣扬《日心说》而被烧死在了罗马鲜花广场，但现在，科学与宗教似乎又可以和平相处。其实，科学与宗教并不是对立的，世界上主流的几大宗教，都是在帮助人们正确处理自己心中的世界与外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只不过他们采用的是善意的谎言而已，科学也是在帮助人们正确处理自己心中世界与外界真实的世界的关系，对于这一点，科学与宗教的主旨是相同的。
第四个问题：理性和信仰的关系
中世纪哲学争论的重点就是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其实归结起来就是理性和信仰的关系，一部分经院哲学家认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也就是说理性应该服从信仰，用哲学来为神学服务。一部分认为信仰是绝对的，比如德尔图良，就是用绝对的信仰来维护神学的权威，“惟其荒谬，故我信仰！”。后来的一部分经院哲学家开始将理性和信仰分开，认为两者认识的是不同的领域，不能混在一起。在中世界的争论之后，现在普遍将理性和信仰分开了，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说比较合适“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撒的东西归凯撒。”
理性靠严格的推理追求真理，但任何推理都需要前提。如果前提靠不住，这个推理就有问题。而信仰是对理性的反叛，不需要任何前提，只需要启示和不言自明的相信就可以，所以在西方，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一系列的宗教斗争，尤其是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
从哲学角度看，信仰是或然的知识，理性是可被证明的必然的知识，将信仰和理性划分清楚的界限能帮助我们反驳宗教中的狂热与妄诞。但是光有理性，缺乏了信仰的支撑，很多事情就会变得一味追求自我理性而丧失一种精神依托或灵魂归宿，这在哲学界一直是个矛盾。
第五个问题：哲学和神学的关系
基督教神学与西方哲学一直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之中。基督教接受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这些哲学都经过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性改造，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基督教神学由此得以大放异彩，并且完成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本色化。基督教神学一方面接受了哲学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开辟了对现实的一种新理解。这些视角也成了哲学思考的主题。而在后世，笛卡尔、洛克、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对基督教神学的反思，乃至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也并没有对基督教神学造成什么伤害，反倒为它增添了活力，做了杰出的贡献。从这点看，哲学与神学是密不可分的。
任何一种大的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事实上，每一种大的宗教就是某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早起的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道德经》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中国哲学传统对于“学”和“道”是有所区别的。“学”就是增长正面知识，“道”则是心灵的提高。哲学是在后一个范畴之中的，而神学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精神，这就决定了哲学与神学的无法分开。
在西方出现神学与科学（哲学）的冲突。科学（哲学）每前进一步，神学便后退一步；它的权威在科学（哲学）前进的历程中不断被削弱。维护传统的人们对这个事实感到遗憾，惋惜大众离开宗教，结果是自身的衰退。如果除宗教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更高的价值，则今日人们的宗教意识日益淡薄，的确应当为之惋惜，因为大众抛弃了宗教，也就抛弃了更高的价值。他们只得被囿于现实世界之中，而与精神世界隔绝。幸好除神学外，还有哲学能够达到更高价值，人不需要绕圈子，经由祈祷和仪式。人经过哲学达到的更高价值比经由神学达到的更高价值，内容更纯，因为其中不掺杂想像和迷信。将来的世界里，哲学或将于神学一道，一起筑起人类精神信仰的大厦。
第六个问题：灵魂和肉体的关系
通过本体问题，西方哲学最终切入了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看做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矛盾结合体，正是二者无休止的冲突（灵魂与肉体的无休止对抗），正是人对这一问题的强烈意识，才产生了一切哲学问题。
关于灵魂与肉体，有人这样认为：肉体是物质，灵魂是一种元神，可以理解为灵性或者高级的精神层次。这就好比废铁和机器人的关系一样，机器人离开这种智能的精神层面或智能部分就是废铁一块，这种精神层次必须依靠机器人来存在。换成肉体和灵魂亦如是，肉体离开灵魂就是烂肉，灵魂离开肉体也就失去灵魂的本质，精神层次也就消失，用肉眼是捕捉不到的。两者缺一不可。
西方哲学家认为，人的感官之所以会骗人，经验之所以靠不住，就是因为感官长在人的肉体之上。我们的鼻子、眼睛、耳朵、舌头，又有哪一个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呢？何况肉体上会死的，根本不能带我们进入永恒的天堂。相反，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维，都是灵魂的功能。它们之所以靠得住，是因为灵魂本身是纯洁的。认识世界，要靠思维，不能靠感觉；同样，人要进入天堂，就必须抛弃罪恶的肉体，拯救自己的灵魂。肉体只能让我们永远匍匐在地面上，永远不能超生。正如基督教义中的那句名言：“拯救灵魂，必然要抛弃肉体。”而佛教也认为灵魂基本不变，肉体是无常变化的。只有灵魂加入肉体时才能是一个完全的完整的生命。人的存在是由灵魂完全主导的，不然肉体就是无用的。由此，佛教中才出现了“来世说”和“转世说”。
但从总体看，西方人在探讨本体问题时，仍然在于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对永恒的渴望。本体是这个世界的根，既然认识到了本体，觉察到了本体，自己不也就超越有限，达到无限和永恒了吗？既然本体和存在惟有通过人的思维和理性来把握，那么，理性和思维就是拯救偷食了禁果的人类的唯一抓手和平台。正因为此，西方产生了一个具有浓厚拯救情节的科学传统。古希腊人，那么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那么迷恋逻辑学、数学和几何学，也许就可以理解了。而中国那时的哲学，明显在这方面是不足和处于迷蒙时期的。
第七个问题：人性的善恶
人性善恶问题，是古今中外的哲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由来已久，可以说是此消彼长，平分秋色。孔子、荀子、孟子都对其有各自的理解和论述，儒家的孔孟大体认为人性本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发现人性中的这种善，而荀子和管子认为人性本恶，需要用法律和强制措施抑制或恫吓这种恶。
孟子认为人性善的根源不是来自后天习得，而是产生于先验的良知良能，一部分是人在没有接触社会实践的情况下所具有的生物本能，一部分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仁爱关系，这是孟子性善论赖以立论的基础。而荀子人性恶的根源在于人本身具有的本能。人生来就有耳目之欲、声色之好、求利之心，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息，声色之好。但这种本能如果任其发展，不加约束，就必然要产生争夺、残杀等邪恶的事情，造成社会混乱，因此他认为人性本恶。在对人性的界定上，孟子善意地看待人和人生，相信人能够自我完善；荀子则以一种冷峻严厉的目光审视人和人生，不相信人能够自我完善。孟子代表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荀子则代表儒家现实主义的一翼。孟子强调心性本心，荀子强调本能欲望。由此致使二人在对待修身问题上有不同主张。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同样，有什么样的人性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中国哲学一直争论人性趋善还是趋恶，可是在西方，却没有这样的争论。因为，西方社会在骨子里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人性是善的。伊甸园的神话早就告诉了我们，偷食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被惩罚下了凡间，有了一个沉重的肉身。这个肮脏的肉身让人始终匍匐在地面上，变得异常的邪恶和自私，人是带着罪恶来到这个世界的。因此，他们的观点就是，人一旦失去了外在的束缚，就会作恶。这几乎成了西方社会的一致论调。所以，西方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人的自觉和道德品质上，而是相信外在的束缚。他们不期待人做善事，而是想尽办法约束人不去作恶，用今生的善行来救赎人的罪恶。正因为此，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才如此地深入人心。让权力互相制衡，彼此监督，就是防止作恶。
这种时刻提防人的做法尽管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但却是一切都说在明处。而且，西方人还引以为自豪，把基督教的“原罪说”继续发扬，甚至传播到了全球各地。
其实，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部分哲人给出了答案： 人性本无善恶，出生后只是一张白纸。只是在后天外部环境的教育影响下，人们才知道了是非、善恶、可为及不可为之事，然后便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是非观，善恶观。即便形成了善恶观，人也没有绝对地“善”和“恶”，或者是只有“善”或“恶”的其中之一。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利益权势诱惑、金钱美女等等诱惑下），善也会变为恶，而有些情况下，恶人也会良心发现，进而做些善事。有人一辈子积德行善但作过一次恶事，那该说他是善还是恶呢？有人一辈子穷凶极恶但屈指可数地行过一次善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他呢？所以说，这个问题还得辩证的、具体的针对性看待，不能搞一刀切或一棒子打死。
第八个问题：经验和超验的关系
这个问题也是哲学本体论所牵带出来的一个问题。所谓的经验，就是我们感官所能感觉到的东西。所谓的超验，就是我们的感官所不能感觉，而只能靠思维去把握的东西。哲学上的本体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超验的问题。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超越我们的经验了，是我们的经验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比如，泰勒斯生活的环境四周都是水，他就得出了“世界的本原是水”的结论，这其实是用经验来回答超验的问题。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把整个世界都经验到，惟有靠头脑中的理性。
经验主义者认为感性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一切知识都通过经验而获得，并在经验中得到验证。在这方面，又分为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如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洛克，他否定天赋观念说，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而且归根结底是来源于经验”，认为心灵就像白板，心灵中的一切知识来自对事物进行观察而获得的感性经验，而心灵也具有一种对感觉印象进行区分、比较和概括的官能。
而超验主义者的核心观点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强调直觉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类世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个缩影"世界将其自身缩小成为一滴露水"（爱默生语），其随着实践哲学诞生而淡化。超验主义者强调万物本质上的统一，万物皆受"超灵"制约，而人类灵魂与"超灵"一致。这种对人之神圣的肯定使超验主义者蔑视外部的权威与传统，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相信你自己"这句爱默生的名言，成为超验主义者座右铭。这种超验主义观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打破加尔文教的"命定论"等教条的束缚，为热情奔放，抒发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德国当代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对超验有更详细地论述，他认为，超验的存在不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没有任何形象，概念、范畴、推理、判断只能把握有限之物，不能把握超验之物。而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对直觉主义的发扬，更促进了超验主义的盛行。
西方哲学认为在本体论中，经验总是被排斥的。因为经验的东西总是靠感官感觉到的，是不值得相信的。惟有人的思维和理性，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因为它已经摆脱了感官的束缚。比如在几何学中，惟有思维和概念中“点”、“线”、“面”才是最完美的。相反，现实中的图形都是不完美的，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缺陷和瑕疵。现实当中不存在像理性思维中那样的圆或直线。
第九个问题：人的自由
一位导师问他的学生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囚徒要越狱，他首先应该知道什么？”
“首先要知道守卫在哪里。”一个学生回答。
“首先要知道钥匙在哪里。”另一名学生回答。
“错，”导师说，“如果想要越狱，你首先要知道，你被关在监狱中，否则你绝无可能逃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自由或不自由这两个概念，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自由或不自由，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去逃避或逃脱的。
关于自由，马克思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一切存在条件的前提。自由一直是西方哲学上一个重要的概念。从基督文化中，他们发展出了现代人道主义的三大基石：即自由、平等、博爱。
那什么是自由呢？按照我们平常人的理解，自由就是外在束缚的消失。西方的经验论者和功利主义者也持这种观点。但是，外在束缚消失了，人并不是想当然地自由了。相反，人很可能还会陷入更大的不自由。正如黑格尔所言，如果仅仅把“自由”理解为为所欲为，那样的“自由”仅仅是“任性”，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古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说：“一个不能进行自我节制的人，不能称之为一个自由的人。”由此，很多哲学家又将心灵的自由视为真正的自由。皮浪说，人活着，就应该像猪一样不动心。犬儒学派的代表第欧根尼，穿的破破烂烂，把能够躺在桶里晒太阳看作一种自由。而卢梭更愿意将意志的自由看作真正的自由。他说：“向强力的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卢克莱修也说：“人有自由意志，成人成兽全在你自己”。
后来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更愿意把自由看作是人的一种本然状态。他说，人天生注定是自由的，人不能不自由。如果你认为自己不自由，那是你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原因很简单，你选择不自由，那是你害怕承担自由所带来的后果。比如，有人把刀架在了你脖子上，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反抗。但是，你害怕承担这样的自由，而是乖乖地选择了不自由。由此看见，存在主义者把“自由”理解为了“自由的选择”，而“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字眼。因为选择了就要承担。
第十个问题：人和上帝的关系
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人生在世，不过是匆匆的过客，我们都是上帝的赐福”。这一带有浓厚悲剧性的名言并没有给西方人带来多少悲观，因为西方人几乎每个人脑中都有一个上帝概念。在西方社会，正因为有了上帝的存在，人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对中国人而言，有没有上帝也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对西方人而言，上帝可不是可有可无的，他们把上帝视作一种自我与上天的对话的存在，看做自我心灵与宇宙统领者进行精神交流的实有。正如伯奈特所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利逃避。”
西方部分的神学家认为，人类与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是人类与其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这个关系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也关系每个人的未来。人与上帝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上帝没有固定的形态，他可以成为任意形态，人的形态是按照上帝的形态来设计的。
2.上帝创造了人的智慧，人从一开始本身是没有智慧的。从智慧上讲，人的智慧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智慧，只有神能理解上帝的智慧，人是永远不行的。
3.上帝虽然不直接管理人类，但他清楚人类的现状和未来。上帝对人类的关心是通过他设置的因果关系（秩序和程序）进行的。他让人拥有了一定的自由意志，使人可以在光明和黑暗中自由抉择。
4.上帝是天父，没有他就没有人类。生命的源头来自上帝，没有上帝，一切皆无。
5.上帝没有具体的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类无法看到真实的上帝存在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上帝不存在，或上帝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就生活在上帝的关怀和照料之中，我们与上帝相互感应，互为因果。我们与上帝相互感应，至于你能否感应到完全取决于你心灵感应的程度。
6.上帝与万物相互感应，感应的关键在于信仰，知道了这一点，就找到了与上帝对应的途径。与上帝沟通的方式是冥想和祈祷，就是在无为的精神状态中丢弃由“声、香、味、触、法”引起的杂乱心理活动，进入纯净的深沉的思索和想象，抛开功名利禄和生离死别，去思索和想象宇宙的奥妙和生命的真谛，久而久之，我们的意识就会与上帝的意识融为一体，我们的智慧将会有质的飞跃，当我们的心神达到一种无法描述的快乐和愉悦的时候，我们已经与上帝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可是，西方神学在发展，而理性发展的速度更快，甚至已经发展到了极致，结果就是必然会追问上帝的存在问题，会追问上帝的合理性问题。康德在认识论中把上帝驱逐了出去，无可反驳地证明了：上帝根本是不存在的，仅仅可以作为我们信仰的对象。西方的很多现代哲学家也都通过各自的理论质疑了上帝的存在，包括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都认为上帝只是人类心灵的一个幻影，而尼采则进一步把上帝驱赶出了信仰的地盘，他宣称：“上帝死了！”上帝死了，但人还活着。但问题来了，没有上帝的日子，人怎么活？这就成了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