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自然科学成果既可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又可以用来解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则一方面为社会秩序的建立提供理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则用来满足人们当下的精神需求。
两者都非常重要，要使社会摆脱丛林状态，并且发展出秩序、进而呈现出文明的态势，仅有自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所具有的组织与建构社会的功能，恰恰是人类社会所有领域发展的基础。
仅就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而言，两者之间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只要对近代科学史做些简单梳理不难看出其内在的复杂共生关系。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三次科技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这些科技的变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样貌，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这些现代科技知识，时至今日，即便有些差距也不是很大。
相反，近代西方社会观念的变革，我们好像一个都没有完整地学过来，从洋务运动开始奉行的“中体西用”原则至今，观念变革仍然是我们走向文明的最大短板与阻力来源。
研究过科学史的人都能明白：如果观念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科技的发展也走不远，毕竟科技成果的产出需要适宜的社会和环境与拥有新观念的人的协同作用才能实现，否则科技就是无源之水。
反观近代世界的四百年，科技革命与我们无关；观念变革也与我们无关。在这个基础上奢求科技的颠覆性突破，前景实在不令人乐观。
正所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既然文化变革与科技变革之间存在如此密切的关系，还需要对这些隐秘的关系做些深入挖掘与论证，以此作为后续分析的基础。
科学史上著名的五次世界科学中心转移，每一次背后都有剧烈的文化变革运动做为前期铺垫与支撑（见下图）。
换言之，科学中心都出现在文化丰腴之地，从来没有一次科学中心是发生在文化观念落后的地区。
据我们的考证，每一次文化观念的变革大约经历一代人到两代人（30~60年左右）时间的完善与扩散，从点到面，最后才会引发整个社会观念的变革，由此带来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中心的出现只是文化变革的一个有益的副产品而已。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下一个科学中心，我们必须用至少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去开启新的、进步的文化纲领，否则是无法实现科学中心向东转移的宏伟目标。
学术界对于17世纪英国科学中心的兴起有过比较充分研究，英国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在17世纪，英国先后完成了新教改革，由此极大地破除了宗教观念对于自由思想的禁锢，思想家培根更是以先知般的眼光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新时代号角。
同时整个社会实现了君主立宪（1688年的光荣革命），这期间以哲学家洛克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提出了经验主义哲学，为知识的生产指明了道路。
基于此，牛顿才能大踏步引领英国科学开疆拓土，突飞猛进。其他几次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演进的，当文化的比较优势开始消失的时候，科学中心也就意味着要转移了。
由于知识的普遍性特点，可以合理地推断：任何知识的生产与创造都需要同样的条件，缺少这些条件，知识的生产与创造是断然无法实现的。
西方世界的崛起，正是建基于上述历次观念变革的累积效应。
当下我们正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永远是科技跃迁的显性表现，这一目标的实现需具有活力的文化（人文社科知识）来支撑。这也是近代科学四百年来发展取得的一个经验共识。
既然文化观念变革对于科技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促使文化观念变革呢？这就需要一批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来推动文化观念的变革。
成果哪里来？毕竟任何产品都是由人来创造的。
客观地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工作者，但是在人文社科方面我们却鲜有提出新观念、新理论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人文社科成就远不如科技界取得的成就大，甚至已经在拖科技发展的后腿，这个残酷现实已经制约了中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甚至认为，如果文化观念没有大的、实质性的变革，那么，跟踪与模仿的研究模式已经是这个退化的文化纲领所能释放的最大支撑力。
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话，那么文化就是社会的第一生存环境。
那么中国的人文社科学者当下处于什么境况呢？换言之，如何评价人文社科学者？
为了减少歧义，把对人的评价转换为对其成果的评价。
笔者曾提出一个“四品”标准，即按照人文社科学者的成果的品质对其进行分类，所谓四品是指：上品、中品、下品与次品，这四品的划分依据其成果内容所包含的真善美的成分而定。
属于上品的成果其内容必须包含真、善、美三元要素，缺一不可，这类成果具有永恒性；而中品则只需满足三要素中的任意两个即可，下品则必须包含三要素中的任意一个，而次品不但没有任何一个要素，反而是毒害社会的作品。
形象地说，上品相当于振国利器，有其存在标志一个国家的思想高度，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罗尔斯的《正义论》等；而中品则相当于生活中的耐用品，比如家具、房屋等，可以使用很多年；而下品相当于满足日常生活的日用品，如食品蔬菜等；次品则相当于毒药，不但对社会与生活无益，长期践行反而有害。具体分类见下表：
| 要件分类 | 构成要素与分类 | 特点 | 代表 |
| 上品 | 真+善+美（一种） | 影响持久 | 《国富论》、《正义论》等 |
| 中品 | 真+善、真+美、善+美（三种） | 影响一段时间 | 各种优秀文艺作品等 |
| 下品 | 真、善、美（三类） | 短暂影响 | 各类快餐文化等 |
| 次品 | 基本要素全无，危害人类心灵 | 短暂（私欲+外界诱惑）， | 各种歪理邪说等，如病毒 |
对于人的评价由于存在多个视角，很难达成共识，即便盖棺也未必论定。从历史经验中可知，对于人的评价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基于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鉴于此，可以简化评价维度，即只根据其作品的品相对于学者进行评价，由此得出，生产出上品的人文社科学者自然在品相上属于上品，其余的亦然（见下图）。
一个社会的文化具有活力主要体现在中品及上品学者的丰腴程度。
客观地说，上品的出现具有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只有当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上品。但是一个社会控制次品的泛滥却是可以做到的。
当一个社会的文化产品中次品成为主流，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严重的弊端或者出现了问题，究其原因，大多源于个人私欲与权力诱导的结合成为无约束的飞地的结果，导致生产者竞相以牺牲自己未来的声誉做代价去兑换当下的收益，而一旦这种选择又不会遭到及时的惩处，就会形成逆向激励的局面，这基本上是次品大规模产出与流行的最根本原因，如果再缺少一个具有惩戒与过滤功能的思想市场，就更加助长次品的肆意泛滥，从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一个正常社会往往是中品与下品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次品反而比较少。回顾漫长的中国历史，大凡自由度比较高的时期，产出中品及以上的成果就比较多，如唐宋之际、五四运动时期等，那个时期科技发展以及社会进步也比较快，反之亦然。
反观当下的中国：人文社科成果基本上没有上品，中品也不多，以下品和次品居多，这种局面对于中国未来的进步与发展影响深远，换言之，这种状况会让中国人变傻的。
文化品相的代际传递问题。哲学家孔德曾认为：寿命的延长意味着进步节律的放慢而如果目前寿命缩短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那么会相应地增加进步的节律，这是因为老一代寿命延长其限制性的、保守性的消极的影响作用时间会延长，老一代寿命缩短，其影响消失的也越快。
孔德直接用生理学的事实来揭示文化变迁，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与极端，并不可取，年轻并不必然代表进步，年老也不代表必定保守。
不过这种思路里隐含一个有价值的引申问题：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文化供给严重不足，内容总量有限（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有上品的出现，饥不择食让文化成为刚需），那么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内容替换率也比较低，整体上看好像文化传承性比较好，实则乏善可陈，那些被继承下来的内容也大多是品相很差的东西，由于没有中、上品内容的不断补充与替换，导致这种文化死气沉沉、缺乏活力与创造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越悠久，文化变迁的难度也越大，随之而来的创新能力也很孱弱。
这点很好理解：当文化中的传统要素占据绝对优势时，能有效地抑制新观念的产生、吸收、与扩散，从而导致社会进步的节奏变慢，甚至原地踏步。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即新内容增加的太少。
纵观世界历史可以发现：越久远的文化越喜欢封闭，进而演变为顽固的退化文化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复古主义会扼杀新内容的涌现以及侵占创新者的认知带宽。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历史传统越久远，文化品相也越差，其创新表现也更糟糕。
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就需要做出两种制度安排：宏观层面，给予文化生产者宽松的社会环境，约束对于思想产品市场的垄断，对现实的公共解释保持开放态度；微观层面，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要对自己的产品承担连带责任，并且基于制度对源于共同体评价得出的结果实行有效的奖惩机制，否则，人文社科成果的品相会逐渐下降，进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公地悲剧的陷阱，人文社科学者争相下行，以雪崩的方式加速社会的精神环境之整体性溃败。
相信通过上述举措，就可以最大限度上遏制人文社科品相下降的趋势并逐渐促成上品的涌现，从而整体性地提升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性，也能坚定地推动人文社科学者践行苏格拉底的名言：永远走向上的带路！
